白酒、黄酒之类的国酒就不用说了,它被从酒瓶里倒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干杯。当然,啤酒可干,威士忌可干,葡萄酒亦可干,至于最受我们欢迎的各种品牌的法国xo干邑,国人皆曰可干,谁叫你姓中带个“干”字?不干你干谁?
这正是中国饮酒文化中最遭人诟病之处。换句话说,白酒、黄酒你要拿来干,再不健康,再不文明,也还是属于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进口的威士忌、葡萄酒你也要干,其后果的严重性就难免会涉及到我们的国际形象了。
其实,任何一个对洋酒以及洋人饮酒习惯稍有认识的酒徒都会告诉你,除了俄国人的伏特加之外,绝大部分洋酒都是为了味觉而存在的。因而,需得耐心嗅之、含之、玩之,然后才是缓缓咽之,如此方能充分体验到酒味的变化多端,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不同的酒往往还得于不同的菜肴相配合,以利于美味的交互式演绎。大口干杯,暴殄天物,连酒也喝不好,还能奢谈什么品味呢?
洋酒到底是以深饮为好还是以浅酌为佳,并不涉及到品味这个骇人听闻的问题,更多还是因对酒之功能的不同理解所致。在大部分中国饮者的心目中,酒其实是一种药,或者说是一种药性高于味觉之物,主治忧郁及烦恼。与洋酒相比,中国酒大都闻起来很香,但是喝到嘴里却没有更多的变化,往往是一把烧刀子一烧到底,因而更适宜用于干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一口气喝完有助于味觉的激发。干杯的动作与服用汤药实在很像,反过来说,从来也没见过有人对药去做什么细细的品味。
作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我其实没有资格对旁人拿洋酒“干杯”的行为说三道四,我不愿意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知道经常对这种行为作出猛烈抨击的大多是不相干的人,而酿洋酒和卖洋酒的老外,其实是很赞同干杯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厦门还不算是一个消费城市,距离赖昌星在该地设立他的销金总窟还有些年头,我认识一个驻在当地的洋酒代理商香港人blues。一天晚上,有人在某个夜总会里连干了三瓶路易十三,还要再开两瓶。于是blues于夜半三更在床上接到了夜总会老板请求送货的电话。一向任劳任怨的blues一边安排人手送酒,一边驾车前往办公室给总公司起草一份报告,主题是“厦门的干邑市场前景看好”。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时髦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一家新加坡人开的红酒廊,老板娘和该报记者把酒大谈红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别之际,老板娘豪爽地提议干杯,并且补充道:“是朋友就要干杯!”
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过转念一想,人家也有道理:你越干杯,我的酒销得越快,在干杯一事上,几乎没有一家在中国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出过异议,“不提倡也不反对”就是他们最绅士的风度。
不过我还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们对于拿洋酒干杯的行为,在心底里还是会有几分恻隐,有几分郁闷的。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体制之下,郁不郁闷就由不得他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是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的。消费者才是“干杯”者唯一真实的身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干你的杯,我卖我的酒,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干杯吧,你们这些“已知”的托马斯曼。
考土豆
马铃薯和番薯,一根一茎,本不见于中国,而是五代至明代期间自域外引进,属于早期“胡食”的一种。
目前,马铃薯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重要产区如黑龙江省,种植面积已达三十二万公顷,相当于当地水稻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若不是土豆躲在地里既不显眼兼且样子难看,“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只怕要改作“漫山遍野的土豆高粱”。
位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据信是马铃薯的发祥祖地。而今,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种植马铃薯,年产量高达两百九十万吨,重要性与小麦和稻米并列。这种名副其实的“草根”食物,具有顽强的适应性、高产、丰富的营养和淀粉质、易饱胀、便于久贮、煮食快捷,而且在地底生长,不易遭到破坏及盗窃等等先天性的优越性,十六世纪中叶自美洲引入西班牙以来,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里曾经帮助欧洲人挨过了世上数次重大的饥荒和战乱,同时造成了人口爆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样的土豆高产地区,从一七五零至一八五零年,人口增长三倍,至于贫民阶层的成长又比其他阶层来得迅速,相信与土豆的廉价有关。无论如何,这正是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马铃薯被引进中国的确切年代暂不可考,但可以相信的是,马铃薯和十六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中国的高粱,葡萄牙人同期经澳门引进的玉米和白薯,对于中国的人口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床下”作用。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人口在八千万的基数上开始激增,乾隆六年,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乾隆六十年,翻番至两亿九千七百万。
马戛尔尼勋爵因而写道:“美洲的发现与航海活动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今天看来,实在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了。
为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马铃薯,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中却一直背负着不良的意义,是植物里的猪。
对马铃薯原产地美洲出的土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