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当庄胜崇光开始买一百返二十的活动时，我觉得他们的老板一定脑残体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体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点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水的味道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子喝纯净水呢还是矿泉水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出租车彻底退出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擦了又擦，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交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出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感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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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子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流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前七点半起床溜达着去上学，现在却要六点半起床换两趟公车，每天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的公共汽车以红色的三节无轨电车和蓝色的两节有轨电车最为普遍，乘坐彩色的空调车是新生的小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
而我也通过三年的公交车经验总结出了挤无轨电车通用法则，首先要从中门上车，那时还用纸质月票，随便从那门上都行。中门之所以比较空，是因为在车厢连接处有个大转盘，安置了四个座位，一般的老幼病残孕是瞧不上这块区域的，连民工都嫌抗大包站着不舒服。也就是些爱穿肥腿裤的哈韩族驼着个背靠在栏杆上，耳塞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韩国舞曲，还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一副见不得阳光的模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这些枯萎的花苗肯定完蛋。
过了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枯萎的花苗居然齐刷刷地登上了售票员的岗位，对来首都观光的乘客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整天“啪啪啪”地摁着自己的砖头手机，咨询个地名也是含含糊糊，不知所云，每天穿着工作服却幻想着那天被星探发现带去韩国成立演唱组。
其次上车得拿个小巧的背包，以备有座的时候抢不过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可以扔包占座。虽然遭受到无数的白眼，但对于六点半起床的学生来讲，能舒服的一觉睡到学校比什么都重要。最后要对重点乘客严防死守，充分发挥少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动性，对每天固定站点下车的乘客留有印象，以后上车就站他们面前，严密地包围着他们，人家屁股一抬起来自己的屁股就坐下去，保证万无一失。
在此也感谢下公交集团几年来对我们学生的照顾，几年前我拿着三十块钱的通用学生月票在售票员面前晃悠时觉得特有面子，而现在我拿着打两折的学生ic卡在北京大街小巷游荡的时候，觉得社会主义真是好得很啊。
架不住班上一女孩每天跟我显摆网络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省得在网吧突然举手大喊“老师”，我以信息时代不甘人后的心态撺掇妈妈给买了台电脑。这台经过了我精挑细选反复比较的“低价格、高配置”的电脑唯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它是一杂牌，叫“建峰”牌电脑。我至今都保留着那个电脑在北京晚报上刊登的豆腐块广告，六千多的价格却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奔三处理器、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