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日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方式的农民们则只能依靠家人的赡养。1910年“关于农民和工人的补贴”的法律尽管存在颇多争论，范围也很有限，但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日。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射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日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圣枝。灵房的百叶窗有一半要关上。
死亡声明要在市政厅归档，然后死者家人要等候验尸官的拜访，他会出具埋葬许可证。一旦许可证在手，市政厅就会出具死亡证明书。对于葬礼的安排，死者家属可以求助于市丧葬署，或是负责宗教葬礼的教区牧师。在巴黎，专门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起“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像婚礼一样，葬礼也分几个类别。在1859年，一个一流的葬礼要花费掉*法郎，而最低级别的葬礼只需15法郎。不同级别的葬礼主要体视在棺材、鲜花和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的不同。
如果死者是个有钱人，可以在他或她的家中搭建一个停放遗体用的小礼拜堂。来访者会来这里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并向棺材上喷洒圣水。更贫穷一些的家庭，会把棺材停放在入口通道上，用绉纱做的窗帘使其看上去像一个停尸的灵堂。只要遗体还停留在家中，全家人就不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卧室中就餐。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命中的大事（10）
当组建葬礼哀悼队伍的时刻到来时，男性哀悼者们或不戴帽子步行，或乘马车前往教堂。最亲近的亲属要行进在队伍的前列。女性哀悼者们通常会直接去教堂而不会在死者家中停留。仪式结束后，只有亲戚和亲近的朋友才会护送棺材到墓地。19世纪初时贵族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家庭中的女性不参加行进的队列或葬礼仪式——这一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了。
死亡的唯一书面证据是在葬礼仪式本身的基础上发现的：死亡公告，黑边的书写纸，丧服和墓地费用支出的记录。1900年，玛丽？布瓦洛在她妹妹死后在她的账簿上记道：“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服丧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