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
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进入1937年，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来了他的同乡加副手，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疲惫而无奈地说道：“绍文兄，近日的麻烦你都看见了。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秦德纯听到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并未最后定下走的决心，便急忙开口相劝道：“明轩兄，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满口的话似乎在为宋哲元着想。宋哲元听罢，没再吭声，也没再提回家为父亲修墓的事了。
但进入5月，日军以“经济提携”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一天，他叫来了秦德纯，嘱咐道：“绍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无奈地接过了宋哲元递过来的担子，心里叹道：“不接受、不谢绝，这前后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
但宋哲元的离去，并没能最后解决华北的矛盾冲突。卢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7月11日夜，宋哲元在告假2个月后，终于由原籍乐陵又秘密地返回了天津。返回华北后，宋哲元立即召集29军高级将领召开了军政会议。
但这次会议宋哲元犯了关键性的大错，从而导致了日后平津、乃至华北战争的惨败。当时，鉴于日军华北兵力有限，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为此，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29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日军发起攻击。
但宋哲元这时却陷入了徘徊犹豫之中。7月8日、9日，蒋介石自庐山连发两电，指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对蒋介石这两电，宋哲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
几年来，每遇中日冲突，蒋介石总是以中央的命义令地方将领妥善处理，不可扩大事态，今天对29军为何一反常态？在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
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在他极不愿面对失去华北统治、与日本人全面摊牌之际，日军的缓兵之计便轻松地控制了他的思想。
军政会议上，宋哲元决定接受日军提出的苛刻条件，设法使这次爆发的军事对抗降为一般地方事件来处理，以渡过眼前的难关。他责成手下38师师长张自忠转告骁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
12日，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乎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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