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介石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对这一切，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看得真切，骂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蒋介石挨着骂，却也无可奈何，心中充满不祥之感。
（bsp;果然，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这种感觉。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蒋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当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20、30年代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所以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替中国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潭。连当时的武夫军阀韩复榘都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时，就十分清楚强、弱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他自己主办的《军声》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强权；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那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蒋介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逃到台湾，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英等国的态度，决定了国联不可能对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为。当时两国在东北，甚至华北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日本进兵北方，对他们影响并不大。相反，他们倒一直企盼着日本在东北得手后，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以日本来削弱他们所仇视的苏联。这与数年后他们绥靖德国，企图嫁战祸于苏联同出一辙。但无论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日后的德国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捞足了便宜。
日本毕竟师出无名，资源的匮乏也使其一时离不开国际社会，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会与这些列强撕破面皮。于是精明的日本人便开始在外交、贸易上做一些细小的让步，以取悦美英。果然，尝到甜头的这些列强态度发生了变化，国联谴责日本的调子始终高不起来。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1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蒋介石及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蒋介石越看报告书，脸色越是难看，阅毕，气得他抓起报告书大骂道：“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他觉得满腹委屈，一腔愤恨。一年来，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致使他丢土失地，军队威名扫地，国家不像国家，到头来却换来这纸既指明日本为侵略者，又要维持中国现状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报告书，他有种被耍弄、被出卖的感觉。
他早该有所醒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外籍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土曾多次提醒过他，国联仅仅是个连决议也无法强制实行的松散联盟，要靠它来最终解决中日争端，使日本遵守决议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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