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拉出去批斗了好几次。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革命几十年最后成为革命的对象，被免职之后，一直作检查，挨批判，后来去了五七干校。妈妈在商业厅当领导，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判后，跟父亲殊途同归，也到干校呆着去了。父母亲的相继倒台，对我简直是晴空霹雳，我从一个骄傲的小公主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弃儿。父亲的老战友朱叔叔收留了我，我一个人躲在他家里，直到下乡。
父亲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我回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几乎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当时知青回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个人表现好，家庭有问题的不能回；家庭条件好，表现不好的不能回；家庭条件好，表现也还行，领导关系不好的也不能回；家庭、表现、领导三方条件都可以，没有回城指标同样还是不能回。每年就那么三五个指标，回回挤破头。我们知青队剩下的六十来人，回城似乎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天天修地球吗？郑晓天和李娟当兵去了，穿上军装那神气劲，甭提了。蔡平升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郝长山等几位出身表现好、跟领导关系也不错的同学也陆续招工回城里了，大都剩下我们这帮“可教育好子女”。口上说，讲出身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其实，表现再好也没什么用，我踩着冰碴下田，来着例假照样插秧，苦活累活抢着干，活干得一点不比男生差。记得前年冬天，我们挖塘泥往地里积肥，由于干了塘，塘边的坡又高又有些陡。我推着架子车跑得飞快，来到池塘边，车惯性力大，一把没拉住，架子车滑了下去，顺着斜斜的塘岸边直冲塘底。车速又快，我紧闭双眼，大声尖叫，两手紧紧抓住架子车把，车拖着我快速往下滑去，我两只脚半在地上半在空中，车到了塘底戛然而止，车架一下子翻了过去，架子车翻过去后，两个车轮还飞速地转动着。我被高高地抛向了空中，一下飞出十几米远，跟空中飞人似的，我两脚刚挨地，巨大的惯性力把我直挺挺地摔进了泥塘里，一身又黑又臭的泥。正好摔在挖塘泥的鲁岩身旁，溅了他一身一脸泥点，瞧他的样子，活像只小花猫，我想笑，可怎么也笑不出来。他赶紧来扶我，我当时像岔了气，浑身疼疼的，一点也动弹不了。这家伙边抱起我边说：“刚才小燕子还飞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来了个倒栽葱，摔在乌都泥潭里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林彪才摔到温都尔汗呢，瞧他这张臭嘴。我想争辩，可嘴动了动，说不出话来。当时，他和李辉赶快把我抬到架子车上拉到公社医院，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脚腕肿得好大，走路拄着双拐，幸亏塘泥软，没有骨折。因为他那句幸灾乐祸的话，气得我好长时间没理他。后来，他主动向我认了错，说当时想看我的反应，估计一下伤得重不重。这人总会为自己的恶作剧找来一堆理由。
这事之后，队里大会小会表扬我，被评为县知青标兵，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样修地球，招工上学当兵没份。出身好、家庭没问题的还有些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完全靠撞大运谁去拔这根了，还有什么盼头啊。只有在这呆着，守着这穷乡僻壤，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这种对前途的无望，不时从我心底冒出来，心里酸楚楚的。虽然我们也曾蹦着、跳着去迎接每天升起的一轮朝阳，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人的激情一点点地被销蚀，情感一天天变得淡漠，希望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既没有值得追忆的往事，又没有今日的新奇，更没有明日的企盼，人也变得麻木，如鲁迅笔下的润土，只有分明叫一声“老爷”的分了。人仿佛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人生巷道，里面狭窄、阴暗、潮湿，摸着湿漉漉的洞壁，吸着那霉腐的空气，见到跌跌撞撞往前走的身影，传来杂乱的足音和低沉的叹息，声音沉闷而悠长，在岩壁间回荡。黝黑甬长的巷道，见不到一丝光亮。巷道的尽头是一扇永不曾开启的木门，上面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古锁，门上贴着个泛黄的封条，上面浓墨写着硕大的“封”字。这“封”字如一个魔咒，压在每个人的心上。鲁岩见我闷了半天没吭声，主动地问道：“你在想啥？”
革命时期的樱桃一（4）
“没想啥。”
“就你们女生心事多。”
“谁像你，一肚子鬼心眼儿。”
“我猜你准在想回城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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