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各类犯罪集团千方百计牟取和利用的“指挥棒”。党政部门、执法机关的权力一旦变异成犯罪分子的“保护杀，权力就失去了正义，不再为党和人民说话办事，而假公济私成了犯罪集团的”代言人“。越是势力雄厚的犯罪集团，越千方百计在有关权力部门安插”代言人“，一有风吹草动，”代言人“就挺身而出，或遮挡。或通风报信谋划对策，甚至运作包括舆论工具在内的权力机器，使犯罪集团的案子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人情，是各类犯罪集团用以混淆、干扰法律、政策、原则的“魔棒”。凡长久在一地从政执法人员，都有些同事、战友、同学、老乡、亲戚朋友什么的，犯罪集团往往抓住这些“裙带关系”，以金钱、亲情、甚至泪水打动其“恻隐之心”，使这些干部一下子把人情看得比法律、政策、原则更重要，不惜打电话、写条子、通关节、走路子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更有一些犯罪集团利用家族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帮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犯罪分子掩护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以其传统的、愚昧的甚至野蛮的力量阻碍案件查处，以致许多案件查处难，“难于上青天”！
难怪许多政法办案人员愤愤坦言：哪里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那里腐败现象就严重：“反黑”不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搞，“扫黑”除恶就甭想深下去。
“亦官亦匪”，相倚相托，是旧中国“青红帮”之流黑社会生存发展的“怪胎”模式，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反腐败中要注意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大概就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消极因素。可见，“扫黑”除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反腐倡廉更是任重而道远！
启示与思考之四：黑白较量严峻，生命原色唱歌，吁请支持解脱一下警方的“双重压力”吧！
中国公安，人民警察，作为“扫黑”除恶的职能部门和主力军，多年来，一直在用生命原色演奏着沉重的战歌！
采访每一场扫黑除恶战斗，透视每一个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无不凝结着公安民警付出的巨大心血汗水，甚至青春生命的沉重代价：广东韶关刑警大队中队长何勇，在追查香港黑社会组织罪案时被枪杀；惠阳公安局淡水镇派出所指导员彭宝林，在追捕境外黑社会分子时遭枪击牺牲；海南东方县公安局文坝分局民警郑传，在追捕刘进荣“东方黑帮”逃犯时英勇牺牲；河南省平顶山公安局民警晁国堂，在堵截刘朝兵抢劫集团时献身……据公安部统计：全国公安干警在对敌斗争中平均每年牺牲400余人，光荣负伤9000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扫黑”除恶中伤亡的。
难怪有人说，警察是黑白世界间的一堵墙！警察用血肉之躯挺身面对黑势力，奋不顾身地较量厮杀，搏斗；身后护卫着光明世界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警察的职业是正义和责任的化身，无疑是神圣的；而中国警察的神圣，还在于背负着世界上独一无二沉重的“双重压力”——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使人们对警察的素质、效率和作用提出了非难和质疑，公共安全的社会需要与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形成了空前反差，公安机关陷入了痛苦的角色冲突之中，各级公安机关是处在打击犯罪斗争的任务日趋繁重、社会各界期望值甚高的双重压力之下（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尽管多年来我国警方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投入了大量警力、物力、财力，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我国的国力和国情决定了警力“在”反黑“专门警力、装备、经费、情报技术等方面与境外地区和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巨大悬殊！
从警力对比看，我国民警总数仅占人口的万分之九，而美国为万分之二十八，日本为万分之二十二，意大利为万分之二十九，法国为万分之三十五，平均在万分之三十左右，是我国警察的三倍多。平均每名警察管理的人口数：法国为269人，美国为379人，英国为384人，日本为566人，我国1100人以上，是外国警察管理人口数的二至三倍（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国外“反黑”都有专门机构和队伍，我国除沿海少数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区尚未设立，基本以刑警为主，既对付境外渗透，也负责境内打击防范。即便是以刑警与国外相比，也相差三倍之多！
从装备对比看，英国每个警局平均百名警察拥有汽车38辆，是我国的30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警察局，平均拥有693部地面交通工具；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警察局，四分之三拥有直升飞机，八分之三拥有普通飞机（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7月下旬，电视、报刊重点报道的迈阿密警察围剿枪杀著名意大利时装设计师范思哲的凶手库纳南的现场实况：空中直升飞机盘旋，海上有警察快艇封锁，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