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家乡话告诉母亲，眼前的黑人是我带来的学生，他不是鬼，是外国人，外国人的皮肤跟我们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他们也吃羊肉么？”又愣了一会的母亲说。
（bsp;我说吃，什么都吃。
母亲兴奋起来，吩咐我弟弟准备宰羊。
我弟弟去后山唤回了放羊的我弟媳，宰了羊群中的一只羊。两夫妻手脚麻利，两个小时不到，一顿丰盛的晚宴就准备好了。而此时，母亲也把所能叫到的亲戚都请到了家里。
母亲在饭桌边频频地给我夹肉，给曼得拉夹肉。肥厚的羊肉、鱼肉一块接一块地放到我们面前的碗里，生怕七十斤重的羊和九斤的鱼不够全家吃似的，她要保证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吃够，仿佛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在城市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曼得拉给我母亲敬了好几杯酒，母亲每次都喝了，劝都劝不住。农村的酒杯跟城市酒楼的杯子不一样，要大许多。母亲每次端着拳头一样大的杯子和曼得拉干杯的时候，我就心里发怵。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没有酒量的，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带她的大儿媳妇回家的时候，狂喜的她都没有喝这么多。但今天她的酒量却特别惊人，如得神助。
看着酣畅痛快的母亲，我不敢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她，也没有告诉我的弟弟。他们以为人在英国的曹英还是我的妻子，还巴望着她为我们彰家生子，传宗接代。我弟弟彰文合已经育有二女，是不可能再生了，除非他敢冒被开除公职的风险。
但是口无遮拦的曼得拉却酒后失言，他一句“中年男人三大喜：升官、发财、离老婆，您儿子呀占了两喜”，让听懂普通话的我母亲突然惊诧。她快乐的表情一收，审慎地看着我，“你当官啦？”
我说：“没有。”
“您儿子就要当市长啦！”曼得拉附声在我母亲的耳边说，“是考上的。”
“你别听他瞎讲，”我对母亲说，“考是考了，没考上。”
母亲不理会我，问曼得拉：“市长是个什么官？”
“大官！”曼得拉说。
“比乡长大？”
曼得拉举起拳头，“比乡长大得多。”
“跟县长一样大？”母亲说。
曼得拉摇摇头，“比县长还要大！”
母亲说：“考上的？”
曼得拉点点头，“考上的。”
母亲也点点头，她相信了曼得拉的话。然后她看着我，脸上又露出快慰的表情，“哦，涨工资了，当官了呗。”
曼得拉笑着摇摇头。他的这一笑又把刚浮在我母亲脸上的快慰荡掉了。
母亲绷着脸，瞪我。
我说：“我是发财了，也要当官了，没错。”我想起李论给我母亲的一千块钱，把它掏出来，“喏，这是奖金，我考官考了第一名，奖给我的。妈，给你。”
母亲仍然绷着脸，瞪我。
看着母亲威严的眼睛，我不敢再骗她。
“我和曹英离婚了。”我说。
母亲没有说话，她蓦地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一条鞭子，又走过来，将我一把拧起，扯到我父亲的遗像前，命令我跪下。
我跪下。
母亲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再说：“曹英有什么不好？你要和她离婚？啊？”
“曹英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那就是你变心了，是不是？”
我说：“我没变心。”
“还说！”母亲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不变心是什么？你当了官了，有权了，哦不，官还没当上呢，就丢老婆不要了！你的心让狗吃了吗你？”
“不是我丢老婆不要，是曹英她不要我，是她要和我离婚的。”
“她要和你离婚？她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你外边一定是有女人了，是不是？”
我说不是。
我的身上又挨了一鞭子。
“还说不是？”母亲说，“曹英不在你身边这几年，你打熬不住了，花心了，找野了！”
我说我没有，我冤枉。
“冤枉？我打死你都不冤枉！”
母亲继续用鞭子抽打我。她边抽边骂，我越是申辩，她就打得越狠，也骂得越狠，就像是打骂自家的跑到别人家造孽的狗。
我记得二十三年前，母亲也曾这么打过我。那时我读高二，父亲死了，我卷着铺盖回家，不上学了。母亲拿起鞭子，勒令我跪在现在跪下的这个地方，然后打我。她打我时除了骂，还有哭。凌厉的鞭子和悲愤的哭骂声在我们家响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铺盖重新返回学校。
母亲现在打骂我时，没有哭，或许是因为心里没有哀伤，只有愤恨。她愤恨自己堂堂正正的儿子竟变成了一个负心、黑心的男人，因为她坚信是儿子背弃了儿媳妇，当官了就变坏，所以她要体罚儿子，执行家法。既然二十多年前她能用鞭子，把逃学的儿子抽成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那么现在，她也要用鞭子，把堕落的儿子抽成一个好人。
曼得拉看着自己的导师被痛打了一番后，才过来替我挡了一鞭子，然后从我母亲手上夺下鞭子。他看着如太后一般威仪的我母亲，说师太，够了，再打下去，你儿子就残废了。
母亲看着我，咬着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她突然一扭身往屋后跑去，脚刚出门，哭声就像决堤的水喷轰隆震响。巨大的哭声扑向屋后的山壁，再打回头，传进门，像倒灌的洪水，将我们一屋子人的心漂浮起来。我的弟弟和弟媳最先抢着出去，劝慰母亲，要堵住让本来和美的团圆饭变得祸患的源头。母亲仍然在哭。
然后是我的一帮子亲戚出去。他们是要回家。
母亲立刻就不哭了。
儿子走向深渊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