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笑后，我边指着封面上的女郎边说这一节课就上她。又一阵笑后我说知道她是谁吗？
众口一词：卫慧。
我说对，书的作者。怎么样，她？
有男生说挺漂亮。还有男生说挺性感。又有男生说我有点挺不住了，老师。
我说你得挺住，因为卫慧是个喜欢挑战男权的人。如果你连45分钟，我是指这节课呵，现在只剩40分了，如果你连40分都挺不住的话，卫慧会很失望的。
课堂爆笑后，我又说女同学的看法呢？
有女生说风骚。还有女生说做作。又有女生说我可以在课堂上呕吐吗，老师？
我说可以，但是你得小心别人说你和卫慧同样另类，因为卫慧说或卫慧在小说里说，她只在两种情况下呕吐：一、没有大麻，二、怀孕。
请求呕吐的女生在哄堂大笑中愤然起立，欲离开教室。
我说：“你可以等我把话的意思表达完毕再走吗，玉昆爱同学？”
玉昆爱没有理会，离开座位朝教室的后门走去。
“我想，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课了。”我说，“当一名教师连说错话的权利都没有的话，当教师真没意思。我错了，很对不起玉昆爱同学。”
玉昆爱走到后门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她回身坐在后排的空位上。
整个教室的目光又回到我的身上。从窗户射进的阳光照在《上海宝贝》上。
我把《上海宝贝》往桌上一撇说，害人不浅呀！这本书究竟害了多少人？谁也没办法统计。我所知道的，它首先把出版这本书的人给害了，其次是差点害了我，如果刚才我不及时道歉或检讨，我这副教授的形象也就毁了。惟一没有受害的可能就是卫慧，她现在靠着《上海宝贝》的稿费买了豪宅、汽车，还有一顶“美女作家”的花冠戴在她的头上。卫慧是不是美女？从封面上看，她是，但这是影楼的杰作。卫慧本来不是美女，但是她走进影楼，给化妆师粉饰了一个下午，拍了照片，再经过几个编辑、评论家的吹捧，就成了美女。
“彰老师，你见过卫慧吗？”有学生问我。
我说：“我没见过，但我敢肯定，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女生，都比她漂亮。”
一学生问：“那老师为什么还要上她？”
我说：“因为我勇敢呀。都说《上海宝贝》是一部不健康的作品，是吧？卫慧呢，是一个有缺憾的作家，是吧？尽管她看上去很美。这样的作品和作家，别人是不敢拿到大学的讲坛上来评讲的，但是我敢。我为什么敢？因为我不怕明天就有人攻击我是个诲盗诲淫的教师。再说你们也不是未成年人，你们是大学生，我不怕也不担心你们的鉴赏力、辨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被这本书腐蚀和摧毁。即使我不评讲，你们其实也都在读和议论这本书。与其让这本书私下里抢手流行，津津乐道，不如摆到桌面上来、课堂上来，明断是非。你们说怎么样？”
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鼓励我往下讲。我又一次举起《上海宝贝》，“生活中的卫慧并不漂亮，”我说，“但封面上的她是漂亮，她看上去很美。就是说这是一个被包装过并且包装得颇到位的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卖点的商品。它的卖点在哪里？一个字，性。”我把“性”字写在黑板上，接着说：“大家不必对这个字讳莫如深，我们今天就正视它。关于《上海宝贝》的性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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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喷发的火焰
我一口气讲了近四十分钟，像一挺机枪，向我瞄准的对象扫射。我语言的子弹，没有遮拦地打在《上海宝贝》上和“美女作家”的身上，虽然我当着学生的面，但他们不过只是听众或就像观众，耳闻目睹《上海宝贝》和“美女作家”是如何遭到我的抹杀，在我的讨伐中玉陨香消、体无完肤。我无情的打击和解剖让学生惊愕，就好像我已变成了刽子手或变态的杀人狂。
我的感觉在下课后得到证实——我走在从教室到宿舍的路上，看见米薇停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她显然是在等我，有话和我说。
我主动靠过去，说：“你好，米薇。”
米薇没有答应。她的不礼貌使我感到一种不祥。我立刻又想起了我把她扔给李论的那个晚上，我是有罪过的，如果她确实感觉受到伤害的话。我准备向她道歉，现在就道歉。我说：“米薇，对不起，那天晚上我……”
米薇掀起手掌，打断我说：“不说那晚上。”
我说好，不说。
她看着离路边更远的树，说害怕别人说你闲话吗？
我说不怕。
于是我们走进了林子，经过一棵又一棵的树，像交友的男女似地穿梭，可我清醒意识到我们不是在交友，而是在变成敌人。
“你今天的课我去听了。”米薇说。
“我看见了。”我说。
米薇瞄着我抱在手里的教材，说：“你不是很讨厌美女吗，干嘛还当宝贝似地抱着不放？”
我说：“这是教材，我不能扔呀。教授扔了教材，不就像当兵的扔了枪支一样么？”
米薇说：“对，你不能扔，这是你的饭碗、武器。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