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孙犁自己也感觉到，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
何况，这些年来，找他录音、录像的人也一再登门，这也加强了他的某种预感。
本来，他是连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后，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摆动。“你乐一乐！”摄影师说。
但他乐不上来（本书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张近照，实在是很难得的），有时是一脸苦笑，使摄影师更为难了：“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兴地离开座位，摄影师不高兴地走开了。
有的摄影师能体谅他，不强求他笑，也下摆弄他拿姿势，只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看到他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记忆中还是照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觉满意的照片，其中，有的还是名家的作品。
他还记得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照相的情形。闭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他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过几个过道，到了现场，凳子已经摆好。他照例往后面跑，忽听有人喊：“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相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11952年，他是三十九岁，不用特别夸张，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现在录音的找上门来了，那意义就非同寻常。
来录音的，是北京一个文学团体派出的两个姑娘。这天早晨8点，他们来到了多伦道大院。时值隆冬，外面很冷，朴素的冬装把她们包了个严严实实。进屋后，宽去头巾外衣，孙犁发现，是两个异常美丽的姑娘。霎时间，孙犁感到，青春的光彩使他那空荡、清冷和老旧的房间，平添了许多温暖和活气，甚至连室内光线都提高了一度。
“留下你的声音！”身材较高的那个，把小录音机朝孙犁的桌子上随手一丢，轻声地说。
孙犁本来不喜欢见客，尤其是生客。人传一言不和，他会中止和客人的谈话。此外，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
这句不祥的刺激性的话没有惹恼他。他看见那位俊俏的姑娘已经退回远处的座位，脸上露出诚挚而天真的微笑。显然，她只是认真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并没有考虑“留下”二字意味着什么。
孙犁高兴地把自己的声音留在了那个小盒子里。我们都会记得，他在抗战学院上课，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一喊就是几个小时。他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他“留下”的声音一定是洪亮的。
较矮的那个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给他照了许多相，然后两人又轮流同他合影。这位姑娘很是文静端庄，她向孙犁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又平平前襟，青春的风度和魅力，使孙犁至今不忘——不过，这也说明，孙犁毕竟还不算十分衰老的。
1988年秋，他迁出了和平区多伦道大院，搬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西湖村的新楼。孩子们给他买了新灯、新窗帘，电视也换成了彩色的，较之多伦道的居室陈设，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
“我的现代化建设起步很晚，但进展很快。”他对来道贺乔迁之喜的客人们说。
但他搬家时，除了二十一箱书籍、一箱书画、五箱衣被、五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