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让我们转录作家本人的纪事：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
过一村后，见三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1孙犁后来说过，这是差一点儿没有挨了国民党的黑枪。
过去的都已过去。现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这一夜，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
第七章进城以后
园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觉的恒久可能性”即世界就是眼前的感觉和可能叫感觉，物，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1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1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1
这话说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学家们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花草树木离不开自然气候；作家作品离不开社会气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不只孙犁有依依之情，二十岁在《文艺周刊》发表处女作的从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2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