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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描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的小说《社戏》，它们都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都得自童年时期对故乡生活的记忆。作家的生命力，是和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同时存在的，第一个赋予这种生命力以内容和形式的，便是故乡。也正因为是第一个，故乡对于作家的生命形式，具有创造意味。有人说，作家的本钱是他的童年，那意义，也和这里说的差不多吧！
故乡带给他许多喜悦。哪怕是一副简单的锣鼓，故乡的敲打声也最有诱惑力。每年春节前后，有多少个夜晚，孙犁被这敲打声从家里召唤出来，和孩子们一起，加入到成年人的“联欢”队伍。乡亲们也是刚放下饭碗，集在街头，围着一面放在木架上的大鼓，有的敲着锣，有的扬起镲，兴致勃勃地敲打起来。特别是那鼓手，抡起两只鼓槌，交替敲着鼓心和边缘，随意地变化着音响和节奏，以调剂人们的情绪。鼓是这些打击乐器中的主力，也起指挥作用，因而鼓手就成了这支乐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了。如果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那更是鼓手施展技艺的机会，他们高高站在拉着鼓行进的大车上，舞动鼓槌，击出各种花点，不断地把人们的情绪引向高潮。在北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副锣鼓，通过娱乐，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
比起锣鼓，更简单的是冬季夜晚更夫敲打木梆子的声音。这也给幼年的孙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东辽城虽然只有百来户人家，倒也有穷有富。每年冬季，由富户出些粮食，雇用一名更夫，每逢夜深，更夫沿街巡逻，徐缓的、钟摆似的梆点清晰可闻，人们习以为常，并不扰乱梦的安宁。相反，人们还可以从打更的遍数，推算着天明的时间。当梆点变得急促繁乱起来，人们就要警惕了，那是更夫发现了可疑的情况。这时，孙犁的母亲就会机警地坐起，披衣谛听。其实并没有什么情况，过了一会儿，梆点又变得钟摆似的单调、平缓，母亲就又吹灯睡下了。
在打更的人里边，有一个他叫做“根雨叔”的人，和他家是近枝。每逢根雨叔打更，对他家尤其有个关照，虽然孙家住在很深的一条小胡同底上，他还是一直打到门前。遇有什么紧急情况，还会用力敲打几下，叫母亲经心。在冬季的夜晚，农民用这简单的声音，传递着温暖的关切。根雨叔自己的境遇却不大好。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够孝顺，上吊死去；他到老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学了父亲的样子。这在村民中留下话柄：一辈儿跟一辈儿，辈辈不错制儿。其实，农村中的这些不幸，多半都为一个“穷”。所以，幼时听惯了打更声的作家，老年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1在故乡的冬夜，孙犁虽然听了那么多年平缓中时现杂乱的梆点，却没有发生过什么盗案（除去偷鸡摸狗的小事）。大的抢案，他在全县也只听说过发生一次。“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太平盛世。我只是觉得那时农村的民风淳朴，多数人有恒产恒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耻。”“后来我读了一些小说，听了一些评书，看了一些戏，又知道盗贼之中也有所谓英雄，也重什么义气，有人并因此当了将帅，当了帝王。觉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耸人听闻的罗曼史。”2但是，有一个人物的死，却使他不能忘记，那就是第一个借给他《红楼梦》的“四喜叔”。四喜叔中年潦例，每逢集市，就挟把切肉刀，帮人家卖熟肉。无论是牛肉、马肉或驴肉，在他那明亮锋利的刀口下，都像刨花一样飞扬出来，整齐地码在圆形的肉案上，给顾客夹起烧饼来，既好看又好吃。在他工作的时候，四周往往围满了人，他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他的令人赞赏的刀法，使他获得了一个浑名——“飞刀刘四”。有一次散集后，主人请他吃了顿饱饭，又喝了一些酒，他就挟着菜刀回去了。走在路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大喊一声：
“下来！”
“下来干什么？”那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那人回头就报了案。他也回家睡觉，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晨，他被捉进县城。县长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枪毙，作为“治绩”向上报告。像阿q一样，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落了个大团圆结局，那本孙犁读过的《红楼梦》也不知去向了。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孙犁的结论是：“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1孙犁很爱故乡的风俗。有时候，这些风俗也在揭示着生活的另外一些方面，它们使孙犁兴奋，也使他思索。下面便是一例：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妆，一人可演几个角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1一般认为，比起城市，农村中的人物总是更保守、更封建一些。其实并不尽然，这里也有相当“开放”的人物。孙犁家的前邻，有一位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伤了一只眼的农民，人们叫他瞎老亭。也许是英雄失意吧，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直直地坐在屋门口，坏了的眼睛紧闭着，面容愁惨，老像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这样子，孩子们见了有些怕，不敢接近他，村里人也不大到他那里去。但是，他的一个邻居寡妇却常到他那里去，并且半公开地在夜间和他作伴。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2这事出在孙犁的故乡，也是一种很新鲜的见解。
下层人民有他们自己观察问题的方法，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不读书，固然较少开化，但也容易依直接经验定取舍、权利害，不受书本成法的限制。孙犁多年以后，写过一篇《香菊的母亲》，对于那位和丈夫的弟弟共同生儿育女的中年妇女，也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