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玲姐谈到她在我和许可佳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谈得比较抽象，我已经有些不满，我觉得她不尊重我，觉得她那些人为的制造大大削弱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价值，但我把这一切压在了心里。这一次，她谈得比较具体，还加了不少燃料，让我的不满像火苗从余烬里升了起来，上升为越来越旺的愤怒。
有十几分钟，我有一种被蒙蔽被操纵的感觉。如果她当时不打算把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捆在一起，那她凭什么蒙蔽和操纵我的生活？即使她是我妻子，也不应该这样！她有什么权利诱导和安排我的感情？有什么权利把她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满屋子的气球（金牛，白羊，其它怪模怪样的东西）都在哈哈大笑，都在嘲笑我对玲姐的感情……血液的激流一点一点涨上来，慢慢淹没我的五脏六腑，灼热的岩浆在拱动，在寻找出口……我觉得一切都汇聚成了一句话，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让这句话冒了出来：
“你出国之前，跟不跟我结婚？”
玲姐捂着脸说：“对不起，天儿，我不能。”
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像最后一根人生的支柱倒了一样。我轻轻地吐出一个字：“好。”然后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玲姐在哭泣，趴在沙发上哭泣。我觉得她的哭泣是那样虚假，像是在表演一样。我觉得我这几年简直像是生活在这个女人导演的电视剧里，整个现实是那样荒谬和虚假，而我是那样愚蠢无用，将近5年的努力化为了泡影。我走到阳台上，阳台被玻璃密封着，我打开一扇窗子，想把自己从这个窗子里扔出去，像扔垃圾一样。我爬上去，一声不吭坐在窗台上，双脚悬在阳台外面晃荡。
星空一下子近了很多，虫鸣一下子响了很多，有什么东西在虚空里诱惑着我，让我飞过去。我头一次感受到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像掌握着巨大的力量。我头一次发现人不能轻易动自杀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就像一块磁铁在铺满锈钉子的地上翻滚，会吸引一个又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在我身上聚集。这些理由仿佛与生俱来，在每一个细胞里沉睡，现在一个接一个苏醒了。
玲姐在我身后惊呼了一声：“小天，你这是干什么？”
我头也不回地说：“看星星。”
“你快下来！”
我说：“你别过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嫁不嫁给我，十二点钟以前，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然后我再决定是走，还是留。”
玲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玲姐哈哈大笑起来，说走吧，走吧，都走吧，我早就想走了！你逼我，他逼我，我逼我，数不清的人逼我！我也该走了。她一边疯言疯语，一边顺手抄起门边的晾衣叉在客厅里乱挥乱舞，气球一只接一只爆炸了，玫瑰花瓣和纸条纷纷扬扬飘落。突然，吊灯爆炸了，屋子里一片漆黑。玲姐走到阳台的另一扇窗子前，打开窗子。还没等我从这边的窗台上下来，她已经爬上那边的窗台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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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这又是何必？”
玲姐轻轻地哭泣着，说：“要不是想到你会难过，我早就从这里走了。”
我有些发懵，说：“也好。”停了停，叫了一声姐，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会难过的。”
玲姐说：“天儿，我也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也会难过的。一会儿我数一二三，我们一齐走。”
我嗯了一声，说：“好。那边还有几个孩子，等他们回家后，我们再走吧。”
“嗯，好。”
我和玲姐就这样一人占据一个窗台，面对星空和万家灯火，坐着说话。说一玲星。说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会不会跑到某一颗星星那里去。到了某一个星球，原先认识的灵魂会不会不认识了。诸如此类。说着说着我们有点高兴起来，我发现，人只要当自己是个死人了，就很容易变得轻松一些。玲姐不时发出笑声，双脚不时晃荡那么两下，像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女孩子一样。接着，她的一只鞋子掉下去了。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绿化带的草坪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才发现玲姐的一只脚光着。虫鸣停了几秒钟，又接着响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6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6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