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怎么相信？”
“你实在不相信就算了。”
玲姐再次笑起来，说：“好好好，我信我信，我相信人家先把你捆起来，手和脚都捆起来了，然后再亲你，所以亲着了你，行了吧？”
“你！我要是真有那个意思，干嘛跟你说啊？”
“谁知道。这怕是又要问你自己了。”
“我确实没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还这么不了解我，不相信我。”
“了解！相信！这些话你对许可佳说去吧。我这里就不用费这口舌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真是白认识这么多年了。”
玲姐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说：“我还这么想呢。这么多年？我才离开几天？你就这样？你叫我怎么想？”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没那种想法。事情已经都告诉你了。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玲姐沉默了几秒钟，叹了口气，说：“我累了，不想听这些了。”
我说：“再说下去，我也觉得没劲了。”
挂断电话，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清醒一点后，我觉得这不是玲姐在说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去阳台上吹了吹风，更清醒一些了，又觉得这才是玲姐在说话。我忽然意识到玲姐很可能是在吃醋。跟玲姐谈我和许可佳的事时，要是考虑到她会吃醋，我也许会省略掉从热带丛林餐厅出来的那天晚上拉着许可佳的手散步的细节，还有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的事实。不过，我也可能会更夸张一些的。当我像说别人的事那样说那些细节时，当我要她去跟许可佳谈一谈时，她要是没有这样的反应，我才应该感到吃惊呢。
这么想了想后，我心情好一些了。靠在沙发上仰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想法跟玲姐说说清楚，表明我对她的心迹，不要让她在误会中自己折磨自己。我应该说明业务上的不顺，闷热的天气也让我心烦，然后为刚才的焦躁道歉。也许我还应该在性格上再反省一下，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些软弱，告诉她我确实没勇气直截了当地拒绝许可佳。
再打电话过去，玲姐的手机已经关掉了。我每隔几分钟拨一次，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拨通了，但只响了几下铃，就没声音了。打到她房间的座机上，是她的同事接的，同事说她不在，问有什么事需要转告的。我想了想，觉得不应该影响她在单位里的形象，就说不麻烦了，我打她手机吧，谢谢。再打查询电话，查到宾馆附近的一家花店，要花店给玲姐送一束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来上海，请回电话。小天。”
一个多小时后，玲姐回电话了，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在开会。我明天回北京。”
我上街买了些东西，把玲姐的家布置了一下。客厅里放了一些鲜艳的气球，有的是胖娃娃，有的是胖动物，高高低低悬浮着。我是金牛座的，就让一头气球做的大牛斜挂红缎带，站在进门处的鞋柜前伸出双臂。红缎带上写着：“热烈热烈欢迎阿胖回家！”阿胖，是湖边那几天里启用的新昵称。餐桌上、茶几上、床上摆了一些巧克力和玫瑰，摆成了一行行字：“小天爱阿胖！”“阿胖爱小天！”诸如此类的肉麻话。梳妆台上斜插了一支玫瑰，玫瑰旁放了一张字条：“这支玫瑰是专为你开的！”
布置之前，我参考了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写的一本书。有一些点子和肉麻话，还来自《魅力》杂志里的专题《给爱情加分100招》。没办法，要从这个时候的我身上找浪漫，无异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像很多男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我宁肯把感情藏在心里沤烂，也不轻易拿出来示人。我一般也不看浪漫书刊，觉得那是些小花招，小把戏。现在，我喜欢不喜欢那些小花招小把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格戴克说：女人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浪漫。我应该相信他一回。
浪漫工程完成后，我出去跑了半天业务，照例一无所获。欢欢喜喜回到玲姐家中，我吃惊地发现，我布置的东西都不见了。每个房间里瞄一眼，都像没被我布置过一样。玲姐不在家，如果不是梳妆台上多了一根长头发，我简直要怀疑她还没回来过。捻起那根头发又去每个房间里转了转，回到客厅长沙发上闷坐着，我能从头发上嗅到玲姐的气味，我的脑袋里一阵一阵地发懵。我当然不会真的认为我是在梦中布置过这套房子的，但此时的感觉，又真的像从一场梦中一点一点醒过来一样。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才知道她还得在单位的宾馆里住几天，继续开会。关于那些气球、鲜花和巧克力，她只字未提。很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提了一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事我们又发生了争执，我说：我一番辛苦和用心，你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不放在屋子里。玲姐竟说：“你把家里弄那么乱，害我收拾了半天，累死了，那些小花招小把戏你还好意思说。”
我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出去。我不希望我和玲姐之间的别扭继续闹下去，我渴望玲姐温暖柔软的一面，但是，我不知道除了离开以外更好的办法。玲姐从上海回来后，性情变得很厉害。几次见面，常有冷冷的重重的话朝我摔过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回她几句，后来，我干脆把这当成是又一节训练课，练习一个男人应有的宽容和忍耐。有一天，我试图讲和，尝试了格戴克的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根本不管用，被她冷冷地重重地推开了。我对格戴克的信心一点一点落下去了，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