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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萨特在写作文学作品时是特别讲求形式的。他写哲学论著时差不多不打草稿，有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而写文学作品他要连打七、八遍草稿。例如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三行字，然后第四行是写在另一张纸上，为的是留下大量空白处好作反复修改。这种反复修改的过程就是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推敲的过程。另一方面，萨特在文学写作中往往不受既定艺术形式的束缚，敢于不断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殚精竭虑，“语不惊人誓不休”。他有不少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也没有发表。那是他认为写得还不够好，没有超越过去的自己，不能令他满意，宁可弃而不用。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应该说，萨特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是不断有所“开创”的，有的还“特别惊人”。
第四部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2）
关于文学家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柳文有一个基本估计：“60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这里“斗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说，那时他称萨特为“作家兼斗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战”以后，60年代以前，萨特的身份是以作家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来，则成为“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而文学创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这一概括说得过于笼统，而且在时间的划分上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以60年代为限？这样划分有什么根据？实际上，“二战”以后，萨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认为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自那以来这一根本立场和态度就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斗士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萨特，那么，我可以说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作家兼斗士”，即使在他从事政治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关于此点，萨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间的长篇谈话中曾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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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在你看来，文学总是保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在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它就变得有点失去价值了？
萨特：不，政治不会使它丧失价值。
波伏瓦：你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萨特：我的观点是，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与苏联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从没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学问题。我总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种形式。
波伏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期，与政治问题相比，文学如果不说是无意义的，那么至少也是只有次要的意义？
萨特：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不是说文学应该放在首位，我只是说我注定要去搞文学。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样，但特别要去搞文学。
我觉得萨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以来，萨特仍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的重要文学作品《词语》、《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完成于这一时期。《家庭的白痴》第四卷的写作因萨特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无法继续进行文学写作才被迫放弃，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8月。所以我认为，在萨特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兼斗士”和“斗士兼作家”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