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陪同萨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刚开始两人之间有些拘束，很快这种拘束就融化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之中，他们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热情欢迎的人群，每天的报纸都有萨特同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这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拦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电视讲话之前，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萨特感叹地说：“这是革命的蜜月。”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看到这个情景仍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萨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巴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他认为诞生于古巴革命的政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后，萨特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从后来萨特的回顾看，萨特对于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记录片《萨特自述》中，对话者说：“在古巴，辩证唯物主义反而导致一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化，其组织不是扎根于人民之中。”萨特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对话者问：“面对那种限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换句话说，一种开始变味的革命──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应该对这种境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萨特的回答是：“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变了质，哪怕要冒它后来背叛你的危险，而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然后你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开始掌权，你就应该像对待任何一种官僚政治那样来对待它，也就是反对它。这里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但在古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一开始。”
1960年，萨特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称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先是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刊登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但这一期《现代》立即被查禁。在紧接着这一期之后的《现代》杂志留有两页被查禁的白纸，上面只印着这个宣言的名称。在空白纸后是这个宣言最初几批签名者的名单。萨特不是这一宣言的发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签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发表之前，萨特有一个对采访者的谈话，首次表达了成为这个宣言思想基础的观点：“法国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左派的胜利。”萨特因为这个谈话被当局指控为“煽动士兵不服从命令而有害于国家安全”。结果刊登这个谈话的杂志被查封，杂志主要负责人也遭监视。
8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
第二部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2）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萨特和波伏瓦整天忙个不停。
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9月7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在电话中向《现代》同事和朋友郎兹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证词。电话的声音很糟糕，几乎听不清楚，萨特只能说几个要点，其余的只有靠他们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读。萨特回巴黎后读到这个证词，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