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万达的信任，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怕与对方对质。萨特为了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可谓煞费苦心。在写这封给波登的绝交信时，萨特的感觉是，如果必须去做不正直的事情才能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他一定要去做。他这样想的时候，显然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做的这个事恐怕有些不正直、不公平。
实际上，它对于波登确实是不公正的，这封信是对波登的伤害。例如，他在信中劈头就说，“我从没有爱过你”，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刚开始也许他对波登没有什么感情，但后来确实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有他当时给波伏瓦的信为证，虽然他说这话时只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并不相信，但他毕竟说了这话。这封绝交信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从始至终都对波登毫无感情，只是出于色情狂和对童贞的兴趣才与波登有染，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即使对他自己说来，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取悦于万达，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在信中还说，那时他给波登的一些信件，并不是心里话，而是对激情文学的练习，是为了给他和海狸（波伏瓦）许多取乐的机会。这话虽然是写给万达看的，意思是要万达不把他的那些信当真，但客观上造成对波登人格的侮辱。萨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波伏瓦说，当他有了写这封信的思想时，就知道它是一个腐烂的事情，因为他用垃圾围满自己的脖子（如说自己是色情狂等等），为了万达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这个腐烂的事情。所以在复写这信时，他有两次让它变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伤害波登一点，只要万达读后相信其中所说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后他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第一个非常糟糕的行动。
在“波登事件”爆发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萨特对于自己同异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认，他同波登的性关系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同波登在一起时，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况低下许多。虽然这时他并非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一个色情狂，至少有较多的猥亵成分，而这种猥亵是他平素十分厌恶的，就好象在自己体内发现肮脏的东西那样。他自我批判说，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这整个事件是污秽的。
实际上，对待波登的态度，是他以前同下层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种态度的重演，基调是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萨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粗鲁放荡的事件发生。他还具体说，对于“波登“这样的粗俗小事件应该完全弃绝，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对于较大的认真的爱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尝试一下。
不仅仅是事件，萨特觉得自己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说，在战后，以前那种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计的做法不应再存在。以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们，就会伤害她们；而这是太腐烂了。”但这是想跟她们多厮混的借口。而这样太花时间；是不值得的。
从以后情况看，萨特这时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实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实的地方。以后类似同波登那样的关系确实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不会同对方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那种粗俗的东西。而决心弃绝所有对女性的诱惑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样，萨特也就不是萨特了。
第二部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欧洲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萨特已经在考虑，总动员时令下达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应征入伍。对于一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多年后萨特回顾说，当时他本来也可以采取其它态度的，比如说，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逃避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战争。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这里，他对纳粹的反感和厌恶压倒了他对战争的反对。
萨特作出这种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般不太关注社会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当政治形势威胁到他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就不能不作出反应。萨特对纳粹、法西斯一直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恶，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这一态度同他孤独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独者的特点是自由，而纳粹、法西斯主义通过它制造的形象来否定人们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它；在法西斯主义中，人们被地位高的人所决定，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随后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9月2日凌晨3点，萨特蹬上军用靴，带着一个长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辆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车。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许多气球送上天空，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并把观测的结果即风向打电话通知炮兵连的军官。工作是很轻松，但也十分单调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才避免了无聊和烦闷。他的同事皮特尔称他为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在军队生活中他抓到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看书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