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洛根丁正慢慢失去自己的过去；一天一天，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陌生可疑的现在之中。他的生命再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自己有过很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只留下“故事”。他只得紧紧纠缠着洛勒旁先生——死为生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后来他有了一个真正是冒险的开端——他整个地感受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变态：这就是恶心。它从后面抓住你，使你漂浮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时间的海洋里。这是改变了的洛根丁吗？这就是世界吗？这墙、这花园、这咖啡店都突然被恶心所压倒。另一回他又度过了一个可怕的日子：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散发着腐烂的气息，这光，这人们的姿态。洛勒旁先生又死了——死者不能作为活人存在的理由。洛根丁徘徊在街头，实实在在但又毫无存在的理由。然后，在早春的一天，他领悟了自己冒险的意义：恶心是展现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看来不是很舒适的。
洛根丁仍然抱有一个微弱的希望：安妮写信给他了；他打算去看她。但安妮已成了一个不再好动的女人，肥胖而令人绝望。她放弃了她的完美时刻，就像洛根丁放弃了自己的冒险一样。她由自己的路也找到了存在。他们俩彼此再无话可说。
第一部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恶心》（2）
这小城令人气闷的氛围和他对即将来临的巨大灾变的感受使他重又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办？喊别人来帮一把？但“别人”都是些绅士：他们彼此点头致意却丝毫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洛根丁准备离开布城；他到铁路咖啡店去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这歌正放着。洛根丁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肯定自身的微小机会。
在《恶心》中，萨特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他关于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这就是偶然性的思想：
最主要的就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说，从定义上说来，存在不是必然。存在，只不过是在这里；存在物出现了，让人遇见了，可是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们推论出来。我相信有人懂得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尝试创造一个必然的自在之物来克服这种偶然性。而任何必然的东西都不能解释存在；因为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表；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到我们发现这一点以后，它就使你感到恶心。
小说是第一人称，日记体。通过“我”，洛根丁，小说的主人公的种种感受，揭示了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本质。肥白如虫的手，脱帽致意的人们，仿佛有生命张力的树根，人变为蟹的狂想，镜中呈现地貌状的脸，不脱袜子的做爱，突然老了几十年的女人，同性恋者的悲剧，……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而经过萨特的笔，它们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似乎全新的世界。实际上，世界还是这个样，只是看它的角度变了。
《恶心》整本书看起来好象写得十分散漫，其实这是有意的散漫，是造成一种松散结构风格的散漫，不是真正的随手而写。萨特在文字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在《恶心》的许多地方都可以体味到作者在运用比喻等各种修辞手法和遣词造句时的苦心孤诣、不同凡响。《恶心》确实有一种风格，萨特本人特有的风格。一部《恶心》就可以把萨特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哪怕对方的手法和风格同他十分相似。
与以前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孤独者的形象。在《恶心》中，这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形象，已不是像《真理传奇》中那样抽象和干巴，而是形象丰满、有血有肉，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不仅仅是萨特偶然性思想的载体，他首先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活生生的人。萨特试图通过写作《恶心》，通过创造一个能够超越时代而不朽的东西，使自己必死的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试图通过揭示人生存的偶然性，摆脱自己生存的偶然性而获得自由；试图通过为孤独者确立一个不受蒙蔽的生存条件，来表明他自己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70岁时，萨特自我评价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恶心》是我写得最好的书。”《恶心》可以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单是这一部作品就足以确立他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个孤独者也是萨特对自己的写照；他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的任何情，而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值得注意的是，萨特以一种孤独者的态度为人处世，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在《恶心》中，萨特表达了对那些意得志满而实际上毫无生存理由的资产者的厌恶，攻击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认为这是虚假和骗人的。
但这时萨特在思想上与现实社会的对抗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还没有阶级的概念。他反对的只是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者，他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对社会不满，认为它充满了恶，但没有任何推翻这个社会的思想和意图。萨特对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同资本主义一样，是妨碍他这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的自由的。
“二战”以后，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不再认为文学有绝对价值或可以拯救一个人，不再认为社会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60岁时，他向采访者回顾了自己创作《恶心》的情况：当时他还缺乏对现实的感受；他通过塑造一个对于存在有着近乎生理病态性反应的人物，通过创造一种形而上的恶，使自己外化于写作神经官能症，外化于现实的恶，摆脱精神危机而获得拯救。以后他看到许多现实的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