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也不错，但他对于萨特完成毕业论文并没有什么帮助；他来指导萨特做毕业论文，只是起一个给学位证书的作用。萨特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完全独立完成，因此具有很大的独创性。
萨特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作品既不是纯文学的，也不是纯哲学的，而是一部介乎两者之间的作品，萨特定名为《真理传奇》。不过在萨特自己看来，它应该属于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小说。也许他自己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它的确不是一篇纯粹的论文，推动整部作品演进的，不是逻辑的推演，不是概念的迁移；这里面有一些形象性的东西。
但它又不是通常意义的小说，因为里面没有人物的个人主观感受，没有连贯的情节，而有大段大段的抽象议论；萨特试图在其中表达的是他所体验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感受，虽然这种表达不是使用一般概念和带有普遍性的词语，而是使用华丽而讲究的文学语言。
也就是说，萨特在作品中不是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是借助于神话来说明自己的思想，就像古希腊人例如柏拉图在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时所做的那样。在他看来，写一部小说就是创造一个有着哲学意义的神话。这样，萨特写出来的东西从形式上说是两不像，既不像哲学论文，也不像小说作品，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在我看来，也只能归之为哲学随笔一类的东西。
在进巴黎高师的前一、两年，萨特曾对自已感兴趣，想以自我作为写作对象，描写自己；进大学后，接受了哲学的薰陶，他开始习惯于把自己的体验看成是人的普遍体验。他以此作为，这样，很自然地，他将文学叙述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了。
从此以后，文学和哲学就像一对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的孪生姊妹那样追随着他。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萨特同文学、哲学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他一生中固然有不少影响很大、成就斐然的纯文学作品和纯哲学作品，而更多的是几乎无法归类的这种“几不象”。即使他的纯文学作品，也往往透出一股极浓厚的哲学气息；而他的纯哲学著作，其中也充斥着大量形象思维的东西。
这一特点对于萨特本人来说是好还是坏，很难简单说清楚。也许他写作上的成功正在于这两者的水乳交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而这两者的相互干扰或串流也常常让他头疼不已，他把这时的难受状态形容为“像得了疝气一样”；这时他得时时注意排斥理性分析对于形象思维的干扰，不要把小说写成论文。但在巴黎高师时的萨特，还不能够明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真理传奇》中，萨特表述的自己的思想还远远不是成熟的。但其思想的独创性已露端倪。他的写作不沿袭任何人的思想脉络，有一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气势。萨特谈到经济与文化、思想的内在联系：游牧民族、农耕民族都只需要信仰，顶多是怀疑论的推理；而真理来源于贸易；手工业者对于尽善尽美的制成品的惊奇心态，只有某些学者在面对数学的本质时才能相比；真理来源于人对其产品，而不是对自然存在物的沉思。……这时萨特大约二十四、五岁，这些思想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对照他的后期成熟著作来看，仍可从中找到一脉相承的印迹。例如，30年后他写了人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用匮乏、异化、劳动、总体化这些概念解释了辩证法以及人类历史辩证运动的源起，在《真理传奇》的有关论述中，可以依稀寻觅出它们最初的某些思想来源。
这一作品特别重要的地方是书中孤独者的形象。《失败》中的弗雷德里希（尼采）、《阿美利亚人埃尔》中复活的埃尔、《埃皮梅泰》中为救村民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普罗米修斯，这些人物到了《真理传奇》中才获得其真正的本质特征：他们都是孤独的思想者。孤独的思想者不受任何成见的束缚，独自发现了世界的真理，但不被人理解，甚至遭到放逐，最后他还是把真理昭示于天下。他是孤独者，同时又有使命感，甘于自身的孤独。这是萨特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这个孤独者的形象虽然已经确立，还缺少血肉，直到许多年后，萨特度过了文学写作的学徒期，最终把文学与哲学区分开来，才在《恶心》这部文学名著中给了这个思想的孤独者以丰满的形象。
萨特写《真理传奇》的时间很长，直到大学毕业后服兵役时才完成。这部书稿曾由尼赞介绍给欧洲出版社，但被退了回来。萨特经过一番思考，自己也不怎样看重这本书了。书中确实有一些十分生动的观点，但文风显得僵硬和做作，这就削弱了它的力量。于是他把它束之高阁，不再拿去发表。其中一个片断由尼赞介绍给《比菲》杂志，刊登在1931年第8期上。
在作家中，萨特最喜欢的是司汤达；哲学家中，他最喜欢的是斯宾诺莎，不仅喜欢他的哲学，更喜欢他这个人。在与卡米耶的恋情结束后，萨特又遇到另一个姑娘，他满怀豪情地对她说：“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这个姑娘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一部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自己的另一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