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屎。”
但这恰恰是我这样的俗人所能避免的痛苦，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锻炼了一个好的心理素质，或者铁板一样的脸皮，有一天某人批评我不懂球，我就说“我是球评人中文字最好的”，有一天某人批评我文字平庸，我就说“我是作家里最懂球的”，假如有一天大家合力把我这两点都端掉，我就会说“李承鹏是球评人中最懂楼盘的”或者“楼评人中最懂球的”，下一步我还要写车评、影评、乐评以及社会新闻评论……总之让你抓不着按不住，急死你！
这是我的哲学，但我并不希望陈家刚接受，因为“乐观”这东西是天生的。当陈家刚先生并列举出“冯小刚是作贱自己娱乐大众”vs“李承鹏是作贱别人娱乐大众”时，我真的觉得陈先生很理解我，我凭什么作贱自己娱乐大众？我又不是傻根，我的宗旨是作贱小众娱乐大众。
时间是“那天晚上”，地点是“玉林小酒馆”，我和陈家刚首次见面了（又是老朱作陪，不知为何，老朱永远会出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由于《批判陈家刚》一文，他非常想见我，所以我有义务让他参观一下活物，所幸我看上去没有使他太怎么失望，所以我们就着三杯两盏淡酒谈开去，很有思想很有艺术的样子，陈家刚开了一瓶芝华士，没加绿茶，因为有品位的人绝不会芝华士加绿茶。
这次见面事实上让我揭开了“上河城”破落之谜，虽然我在《批》文中列举了种种原因，但相信在这个夜晚我才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陈家刚太优秀了。
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可以不懂艺术，但绝不能太懂艺术，前种类型尚可以保证他成为一个“养猪大户”或者土石方工程商，但后者（至少在中国）却可能因为太艺术太格调太把理想拿来燃烧而走投无路——陈家刚属于后者。
“上河城”是个很好的概念，陈家刚是个好的创意师，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万光年，房子总归要修在泥土上，艺术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以一种绝尘标准看待事物，把梵高的“向日葵”拿来普及种植，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来筛选保姆，再在院子里挖一眼安格尔的“泉”，拒绝现实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现实拒绝。
陈家刚本身没有错，但陈家刚以艺术家的姿态（准确说是“心态”）修房子就错了，在“小酒馆”，他很骄傲地总结着他在摄影这一行积累下的各种用光经验，很陶醉地阐释着左拉的名言，很满足地回忆他“在艺术界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我就知道当年可恶的世俗审美情趣是怎样扼杀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了。
这个世界上，少有艺术家与商人完美的结合体。比如潘石屹，我看过他本人，也就是一农民，我瞻仰过他修的房子，绝妙倾诉了一个农民对玻璃建筑的崇拜——但潘石屹就是成功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像懂艺术，即使懂了，也要装不懂，假装坚决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姿态真让人叹服。
但潘石屹房子卖得多好啊，因为他想通了一个问题——在修房子和追求艺术之间，他坚决选择前者。恰恰，陈家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通，他还一直在水泥石材和光线构图上痛苦徘徊，这最终形成了两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迥异对比。
谈到物质与艺术天生的敌对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穷愁潦倒的诗人朋友去了广州郊区，因为东莞那里有一个亿万富翁很欣赏他的才华，诗人去了，第一个月写出6首好诗，第二个月写出2首，第三个月凑出1首，再也写不出来……那天我在广州看见了他，他已长得很肥大，红光满面地对我说：“鹏哥，现在诗是写得少了……但每天都有鸡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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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陈家刚说（2）
向陈家刚先生脱帽致敬，虽然没有房子修了，但他绝不会像我那诗人朋友一样，最终有了鸡肉可吃，却写不出诗来，成为艺术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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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的玩笑
关于“生活方式”——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
一个叫化子，最穷困潦倒的那种，却整日做着白日梦。有人问：“你最想干什么？”答：“当皇帝。”又问：“当皇帝后要干什么？”答：“当皇帝好哇，我就在金銮殿上摆一口黄金铸成的大缸，装满蛋炒饭，我上朝抓一把，下朝再抓一把……”
每个人都会对美好生活有自己的定义，“叫花子”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定义就是可以“上朝抓一把，下朝再抓一把”，没见过皇帝的生活方式，他也注定当不了皇帝。
时代在进步，“皇帝”已不流行，现在流行的是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怀旧点的如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优雅中流露颓唐的世袭生活”，新一点，就是我们从威廉王子、007，或者摩纳哥王公见诸报端的流传中获悉的调调；最新的版本便是“国际化”了，如intel公司的高级ceo们，如华尔街挥斥方遒的金融高手们，如欧洲大陆那些步履匆匆的社会精英们，他们坐着私用“商务飞机”从欧元区飞到美元区，如打的一般中途在英镑区稍作停留，玩一个小时的马球，再转入欧元区shopping一下……至于高尔夫，那是中国式暴发户们热衷的。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金粉生活，生活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对于失去了“皇帝”好做的中国人，最top的生活方式便是“international”，对不起，我又在说蹩脚英语了，这个意思就是“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