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才能活命（4）
因此我有一个本文重中之重的问题——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把这场风波当成“革命”，不管是否有卫道士声色俱厉地斥责这是“反革命”，我问：“在中国足球这具躯体前，我们之间有没有共识？”
有没有共识？有！这就是对现状不满，认为中国足球不改不行了，中国足球必须换个活法才行了！如果拥有这个共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干”而不是“干还是不干”？否则会很无聊甚至无耻。
嘲讽和批评这场革命的人出于“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来弹劾徐明、张海们，事实上就是认为这群人既不配革命也拿不出完美的革命办法，因此就不会有成功的明天。对于这些怀疑论调者，我的回答是：
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真理式的、圣经式的文件等待着中国足球的改革，在我们都承认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路线拯救中国足球时，只能选择“最不差”的方法和路线，也就是选择我们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最接近成功的法案。现在，参照成功的欧洲足球先进国家的模本构思的“职业联盟”是“最不差”的。
二、如果你认为你有更加“最不差”的法案，请你拿出来。但有言在先，像楼世芳先生那种认为“最好的革命就是什么事都不干”或董路先生那种“只有圣人才能救足球”甚至程建国先生那种鸡贼文人式的虚无哀叹请勿当成法案端上来。
三、既然上述三先生（以及背后代表的人群）都以进步者自居，当这场革命到来，请勿叶公好龙，任何要求革命以及革命者完美无瑕的作法并不现实，因为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能把握的就是当前发生的这场革命，而且，骑在革命的墙头上向革命扔砖头——不觉得有点卑鄙吗？
在中国足球最危急的关头，在嘈嘈切切错杂弹中，只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中国足球必须改变！革命，才能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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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
2004年10月22日凌晨于北京大宝饭店
想看
中超元年的一张白条
大约从10年前或者更早，朱广沪就不吃肉了，在他的寝室里除了堆积如山的足球录像带，就是一盒又一盒的饼干。这个素食主义者从一盒饼干到另一盒饼干，从一次失败到另一次失败。
大约从10个月前或者更早，深圳队就不发工资了，在未曾夺冠的这段路程里，他们除了时时感受到高层抽疯式的震荡，就是隔三差五领取些“空头支票”。这群捏着白条打工的民工们，从一座高楼到另一座高楼，从一次比赛到另一次比赛。
11月24日晚，深圳队夺冠了，首届中超冠军的头衔与其说是一次荣耀上的褒奖，不如说对一群民工艰苦挣扎后的抚恤。那天晚上与郑智在“粑子火锅”涮着毛肚，郑智说：“我们就是这口锅里的毛肚，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赛季不发工资还夺得冠军的球队？”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是尼日利亚军政府内乱时有过6个月没发工资的先例。
我认为，中超冠军贬值了，但深圳夺冠却没有贬值，虽然这样一个中超冠军怎么看都像一个绝妙的锦标讽刺，但在缩水夺冠甚嚣尘上的时候，我认为无论从足球意义还是人性意义而言，这个冠军都是他们艰苦打拼出来的，李伟锋、郑智、李毅、朱广沪手里可能捏了很多张白条，但冠军名次却不是白条。在大连实德被罚6分退出竞争后，惟有深圳健力宝有能力代表2004掠下最高山头。翻开健力宝队出场主力名单和技术统计，这是一个以超强稳定打法和实力派路线获得胜利的球队，以中国足球的缩水而否定深圳队的努力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没有人性。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在混乱不堪，前途沓然的中国足球背景下，深圳健力宝毕竟凭借朱广沪的人格魅力以及那一干弟子“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气息为这座原本要抛弃他们的移民城市拿下了第一座冠军奖杯。深圳这座被抛弃的城市，已好久没有在中国拿过第一了。
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4个冠军，它没有产自足球基础浑厚的大连、山东，也没有产自烧钱如烧纸的上海，在8个月无米下锅的时间里，冠军从朱广沪那种很江湖的个人气息中慢慢孕育，无论阎世铎的“政治足球‘还是革命派的“金元足球”理论与这个冠军的产生无关。它像一个难产儿，要么自生，要么自灭，但凭借很原始很粗糙的生存欲念获得了冠军——哪怕未来它将为此付出高昂利息。
与阎世铎无关，与张海无关，与中超无关，与还在纸上的“职业联盟”无关，它是那样的游离于中国职业足球体制之外，你甚至可以怀疑这是那支在巴西丛林里逗留下来的残存部队时隔8年后的一次还魂，那个计划经济的余孽杀将回来，报仇了！
所以，之于朱广沪、李伟锋、郑智、李毅、杨晨，这个冠军并没有贬值；之于中国足球，它却大大贬值了——阎世铎在2000年底“深圳会议”上鼓吹出来的宏大叙事般的中超概念，却这样被一支浑不吝的球队用最原始的办法拆散得七零八落，没有政治，没有金钱，没有口号或莎士比亚名句。一支父子兵用义气、用防反就可以完成阎世铎耗资数十亿，历时4年描绘的蓝图。
“中超元年”为捏着白条的民工所创造，就是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