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点，没看见人家在打劫吗（对不起，是革命）？1月19日召开的“足代会”真的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生死劫，如果真的按阎木匠的诡异思路治理中国足球，那黄花菜黄瓜皮都歇了。但历史总是按它本来的规律来行事，正当我们以为昨天的执委会会以非常形式化官僚化的作风一路举手表决通过时，阎世铎却被颠覆了——被自家人给颠覆了！在阎世铎上任4年来的“大话足球”中，这仿佛是第一次。
颠覆“4年只升不降”、颠覆“南北分区赛”、颠覆“公益足球论”、颠覆“续聘阿里·汉”（后来知道这是阎世铎与个别人之间搞出的笑话），这证明一个道理，虽然中国足球人傻，但也没有傻到脑子里进水足以养鱼的程度，虽然中国足球有病，但还没病到把马桶当成香炉供着的程度，虽然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经常和中国足协穿一条裤子，但真把裤子绷开了裆，他们也不至于就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
有些愚蠢是共同都能看见的，一眼就能看见，比如说4年只升不降，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因为它们将很容易就损坏共同的利益，它们就像不能把马桶当成圣物一样是种逻辑常识，阎世铎可以愚蠢，但执委们、主席们（他们都是国家局级干部）却不能愚蠢，同意愚蠢的愚蠢，比愚蠢本身还愚蠢。很庆幸中国足球还有救，哪怕只残存了一丁点比“春晚”还少的价值——因此在这里谨慎呼吁一下，向手里握着投票权决议权的曾被我定性为“遗老遗少”的体育官员们脱帽致敬。
历史真的有相通之处，1999年初在青岛召开了一次“足球工作会议扩大会”（级别接近这次“足代会”），那一年全体代表集体投票否决了王俊生关于“取消升降级”的提议，在刀俎之上硬是拖走了鱼肉，我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否决”，那年在青岛，还年少无知的我斗胆对王主席说：它的伟大之处不在于降级还是不降级，而在于一项提议可以在民主的程序下进行表决而非长官意志，在于中国足球尚存一息颠覆的力量。昨天晚上在香河基地又看见王俊生，他正被一群老部下簇拥着寒暄，这个败军之将之所以现在还保持着行业内部对他的极高尊重，是因为他敢于否定自己（有限程度里），还有那么点科学的精神。
而阎世铎呢？如果他真敢再次否决执委们的意见，真该以韩乔生老师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走人了。
当然，面对这门正在丧失严肃性而正在增加娱（愚）乐性的行业，我对昨天发生的这场颠覆和否决已丧失了1999年时的尊重感，我也不可能写出当年《伟大的否决》这样幼稚的文章，我的意思是：对于各位体育长官们慨然踢翻阎木匠设计的那只马桶的行动，我有种庆幸感和快感，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的出现只是因为阎世铎伤及了他们的利益，嘲弄了他们这些体育专家的智商。
我仍然对中国足球保持一种理性的悲观——昨天的颠覆，不足为庆，只是长官们在盛怒之下踢翻了一只早该踢翻的马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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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和西门吹雪行吗
“西门子退出”传来时，我正好在家里看冯小刚的《大腕》，正好看到尤优使尽浑身解数往大腕泰勒身上挤广告一段，“没辄，实在没辄，连车轱辘都贴满了脚气灵广告，连眼睛都得掰开塞只'硕士伦'眼镜——这是腕啊，大腕！谁都想在死人身上沾点名气”。
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这话透着智慧的光芒。当泰勒这样的国际大腕死的时候，赞助商广告商兴奋如过江之鲫，当中国足球死的时候，人家逃得就像绝尘之屁。
我估计中国足协、福特宝的官员们这时候如果重温一遍《大腕》肯定全得当场吐血，这不是挤兑人吗，为了上泰勒的广告，哀乐可以改成《好一朵茉莉花》，白孩子可以染成黑孩子；可自从十强赛后米卢带着弟子们疯狂走穴一把，中国足球这个腕已没人待见了，至多由民间流传一把海东当选伟哥代言人的段子：“谁能270分钟不射，唯我海东。”或者由那个有黑社会传闻的帅哥做一次鞋油广告：“黑，有我黑吗？亮，有我靓吗？”
很多人都在声讨田亮，似乎他成为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的象征，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积极正面的：好歹也有大名鼎鼎的“英皇”和田亮签约，这对跳水运动的推广这未必不是件好事。
但中国足球的悲哀已不再是出不了线或者假赌黑的问题，而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问题，那种扔到大街上也没人待见的境遇是足协这个政府垄断机构晚景的凄凉，当年我曾目睹一名牛逼得不行的福特宝官员对一个低三下四的正拿着香烟敬上的企业代表喝斥：“干不干？不干走人，想来我这儿的人正排着队呢！”当年我曾听到阎掌门在深圳朗声宣称：“不干就走！想与中国足球合作的国际知名企业很多”——不幸现在卖“甩货”了，不幸“跳楼大出血”了，白送谁要你啊？
我觉着西门子退出是件好事，这个黑色事件的刺激性就像在冬天吃到第一口雪糕，让我们的舌苔很刺激。中国的事情就是需要死去以后从头再来，如果中国足协还有可以依仗的外力，它永远会觉着自己有理，会用一股“只把龙袍当内裤”的嚣张劲儿负隅顽抗。如果不按规律办事，阎世铎就算满手捏着权柄也无济于事，捏多了权力也就成了屎。
思忖“下一个退出的是谁”？当然这将导致有同行会谴责得我很阴暗。我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很阴暗，但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