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示感谢，于是一同出去。
在行政大楼七楼的户籍管理处，弯弯曲曲地排起了长队，全都是新入学的研究生。每个人手持入学通知书和户籍迁移证，表情严肃，似乎都在为能把户口迁到上海这所名牌高校而自豪。办公室门口贴了张“通告”：请办户口的同学每人准备60元人民币，不设找零。办公人员是个精明的中年妇女，她动作利索，一手接过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一手持公章，“啪”的一声，往上戳了一下，一个腥红的章便盖好了。然后两份叠一起放在一边，收钱。由于“通告”上已经写好“不设找零”，她收钱毫不费时，只需用手摸、弹一下钞票，看是否有假便可。
“请问，为什么要收60元啊？”轮到我了，我礼貌地问。我原以为办这个是不需要钱的。
“手续费。”中年妇女头也不抬，过了好一会儿，才冷冷地回答。
我自讨没趣，心中有点不悦。
出来后到九楼计财处交学杂费。一到九楼，顿时惊呆了。只见九楼整个楼道站满了准备交费的新生，几乎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大沓花花绿绿的钞票。有的把钞票攥得紧紧的，有的一张一张地在数，有的在用手指头反复比量着手上的钞票有多厚。我感到很幸运，拼了老命搏了个公费，只需交200多元的书杂费和2000元的住宿费。而他们自费或委陪，一年近万元。
收费处有三个年轻的办公人员。一个负责在研究生名单上划勾，表示已经交了；一个负责开收据；另一个负责将钞票往验钞机里放——哗啦啦一阵子，上万元的钞票便被清点、检验完毕。前后不到一分钟，学生手上便空空如也。
“唉，如果我是自费，恐怕只得失学了。”交了钱，走出来，我叹道。
“其实，我也交了几千，好像比自费还多一点。”曹真神色黯淡地说。
“你也交了？为什么？你不是没学籍吗？”
“交到研招办的。不交，就来不成了。”
走出行政大楼，我抬头回望一眼这幢气势雄伟的十三层大楼，立刻感到自己渺小得微不足道。我想起复试那天，我们中文古代文学招收10人，可有25人参加复试，而公费只有三人。我以多年奋战夯下的坚实基础，幸运地捞了个公费名额。当知道结果时，惨遭淘汰的15个同学中有几个控制不住当场痛哭起来。有个沉默寡言、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妇女，将头靠在墙上，默声抽泣。而被录取的同学，无论公费、自费还是委陪，无不欢欣鼓舞。
这种残酷的竞争会害死人的，当时我想。而如今看到收费的场面，我又感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辛酸。
“嗳，我说，曹真，你觉得花这么大的代价来读这个研究生值得吗？”
“……我也不知道。”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缓缓地说。
九月三日上午，我给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姓欧。五月份复试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已到五十岁的年轻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五十岁的人，最多也就四十一、二的样子。复试时他问我读过《淮南子》没有，我说读过。他又问我那知不知道《淮南子》是如何赞美遽伯玉的。我想，他怎么问我这个呢，难道他是想考我什么？我忽然明白过来，说：“《淮南子》言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老师难道您今年也到知天命之年？”他哈哈大笑，向旁边几位老师夸耀我：“基础不错！悟性还行！”
电话里我们聊了一阵，我极其谦恭地询问该如何读书，他粗略地说了一会，然后又说这个问题电话里说不方便，等抽个时间专门给我讲，他现在忙，叫我先去拜访一下师兄、师姐，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情况。我问师兄、师姐的联系方式，他说他家正好有客人，现在来不及找他们的电话号码，叫我自己去研究生二号公寓楼找找，师兄叫侯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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