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耆英讥讽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在政坛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对此次因咸丰帝看重而复出喜出望外。他本以为凭着他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此行一定会有收获，自己也可藉此东山再起。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遭到此等羞辱，实在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了。还剩下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手无可战之兵，更无权屈和。面对英、法的凶焰，他们忍气吞声，行“磨难”功夫。他们曾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和的俄、美使节出面说合。俄、美乘机伪饰调停而最先获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第九章公使驻京问题（4）
《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款，另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从条约的内容来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危害中国甚烈。由于各国条约中皆有片面无限制最惠国条款，一国所得，它国可以“均沾”，因而俄、美亦可享有英、法的同等待遇。综合四国条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公使驻在北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即蓬莱，后改烟台）、台湾府（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今海口）、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并约定在平定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另开三埠为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执照”由各国领事颁布，由清朝地方官盖印。
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
五、赔偿英国银四百万两、法国银二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