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英方的说法，虽然《望厦条约》12年的修约期限至1856年才到期，即便按《中英虎门条约》，也是要到1855年到期，但《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粘”条约，12年的修约期应当从《南京条约》算起，1854年到期。既然英国提出有权在1854年修约，那么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
这有如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可问题的要害在于，按照国际法，中英虎门条约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只是针对“英人”，并不包括政府，更何况修约不应在最惠国待遇之内。对于这些理由，英方缄口不言，清方毫不知晓。叶名琛长期浸于传统学术，对外部世界并不知晓。他不怕“西夷”的恫吓，也不愿直接引起冲突。他就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后，对付西方使节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以军务倥偬为由，拒绝与西方外交官相见。多见面多麻烦，少见面少麻烦；二是对于西方使节各种外交文书，都以最快速度答复，而且每次都用温和的语言，对西方的各种要求一律拒绝，早一点结束这种纠缠。此次，他收到包令的长篇照会，依然如旧，对包令提出的各项具体要求一律拒绝；而对修约一事，小心地不作回答；至于包令提出的到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进行会谈一事，叶名琛敏锐地觉察到英方企图由此实现入城。
于是提出了反建议，在城外仁信栈房会面。叶名琛的答复，自然不能让包令满意。他于5月11日又一次照会叶名琛，称其对修约一事“默然不论”尤其不满，再次强调了他的各项要求，并坚持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内进行会谈。由于历史文件保存不全，我们今天已不知道叶名琛对此如何作复的，但当时的局势已使在广州的继续交涉成为泡影。自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后，徐广缙、叶名琛从未对西方的要求让过步，曾任广州领事的包令，对叶名琛的行事方式可谓知根知底；更何况此时正是广东红兵大起义的前夜，广州城也在风雨中晃动。包令北上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似乎也掌握了包令北上的情报，1854年5月23日，他在一份奏折后附了约二百字的夹片，轻描淡写地汇报了英国等国的修约要求。在这份简短报告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自信的话：“臣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如果仅仅从叶名琛的报告来看，谁也弄不清楚“修约”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对外部毫无知识的咸丰帝，对此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叶名琛对此甚有能力且不乏自信，那么一切都交给他去办理吧，下发给叶名琛谕旨中，写了这样的话：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
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习惯，这段话意思是，皇上本人并无定见，叶名琛可全权处理。1854年6月，包令来到上海，与先前到达的美国公使麦莲（），向江苏官员交涉修约一事。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下旨江苏官员，让英、美公使南下，一切与叶名琛商谈办理。在咸丰帝的心中，叶是办理外交的最佳人选。1854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在香港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若与强硬的叶名琛交涉，决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于是联合行动，再次北上。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要求修约。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三国决不会善罢甘休，而叶名琛已与三国公使势同水火；更见此一时期三国外交官纷纷前往镇江、南京，恐已与太平天国暗通款曲；遂向咸丰帝提议，“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其意是削去叶名琛办理外交之权，结果遭到咸丰帝的严词驳斥。
1854年10月，英、美、法三国代表到达天津海河口外。经过一番交涉，英方向清政府正式提交了修约要求18条，美方亦提出修约要求11条。
从内容来看，已不是望厦条约中的“量为变通”，而是另订新约了。咸丰帝本来就对西洋事务不甚明了，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要求更难弄清其中的真意，遂下旨：除在三项枝节问题上可到广东与叶名琛继续商办外，其余坚予拒绝。此时英、法两国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东顾，美国官员见太平天国势强，清廷可能垮台，主张再观望一段时间。三国代表在北方转了一大圈，毫无收获，不得不南下香港。但他们都没有去找叶名琛继续交涉修约之事。三国第一次修约活动失败了。叶名琛费尽心力与围城的红兵交战之际，突然想起北上的“西夷”。这些隆鼻凹眼的“丑类”肯定在极力诋毁我，殊不知在“天朝”里，“夷人”的咒骂就是对我的赞扬。话虽如此说，但到底放心不下。11月18日，叶氏上奏：该夷酋等（指三国代表）如果径抵天津，无论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bsp;第八章外患又来了（3）
这段话的口气很大，请皇上将一切都交给奴才来办吧。此奏上呈后不久，叶名琛收到咸丰帝先前的谕旨，一切仍交给他处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叶氏的信心，这些“夷人”想绕过我与朝廷打交道，连门都没有！叶名琛的自信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2月7日，在红兵围攻广州甚急之际，他给包令发了一份照会，最后有一句话：“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叶名琛发此照会的动机是什么，包令却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机，一面照会叶名琛表示英国的中立态度，一面乘军舰直入珠江，来到广州城外，要求到城内总督衙署会谈。又是入城。反入城是叶名琛起家之本，他决不会答应包令入城商议的要求。于是，他派了两名知县与包令交涉，会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让步，过了近一个月，广州局势缓和，包令也自觉无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叶名琛突然发现去年咸丰帝给他的酌量变通三条的谕旨，既没有执行，也没有报告，于是他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详细分析情况，提议将咸丰帝已同意商办的三条也一一推翻。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十分感慨，朱批道：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习惯，历史学家应当切入那时的语境。如从当时的语言习惯、尤其是皇帝用语习惯来看，咸丰帝的朱批，有着四层意思：一是赞扬叶名琛对外强硬的态度；二是要求对外强硬的态度不能发展到中外决裂，不能“扰乱”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因此要求叶名琛还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叶名琛的建议；第四点最有意思，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这实际是咸丰帝对其去年允诺商办三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