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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学为本，号召天下民女“节”、“烈”的天子，居然做出如此“害理”之事，实在让人们吃惊。另一则记载更是骇人听闻，称圆明园内藏有春药。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咸丰朝曾任职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谈军事，咸丰帝读之大喜，召见于圆明园。丁宝桢早早入园静候，见室隅玻璃盘，内有果子十数枚。丁氏吃了一枚，觉得甘香异常，复食两三枚，突觉腹中发热，阳具暴长，窘状万分。此时咸丰帝已升殿，即将召见，丁宝桢灵机一动立即扑地抱腹喊痛，诡称痧症骤发，方得以出园。后内务府一官员告诉他：“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丁宝桢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从野史中得知，咸丰帝此时酗酒也很厉害。他不仅嗜饮，而且每饮必醉。醉后又必大怒，而又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待他酒醒之后，自觉失态，对受辱受挞者宠爱有加，多有赏赐。然不久又醉，故态复萌。为此，咸丰帝曾告诫后宫，当他醉时不要随侍左右，免得皮肉吃苦。可是，等到醉皇帝宣召时，又有谁敢不上前呢？如此这般，几乎要闹出人命案子。而“四春”之中的杏花春似乎是一个例外，等到咸丰帝大醉时，只要杏花春绰约而前，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结果，凡遇咸丰帝酗酒，后宫必膜拜顶礼，求杏花春为代表，以免谴责。杏花春为此获得两个外号，一日“欢喜佛”，一日“刘海喜”。野史中的传闻，虽不能一一细究对证，只能姑且听之，但对咸丰帝如此之多的议论，在清朝皇帝中实为罕见。在正史中，有一条材料耐人寻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咸丰帝住在皇宫，不要去圆明园，咸丰帝读之龙颜大怒，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为名，将王茂荫交部议处。不久后，掌福建道御史薛鸣皋，见圆明园修理围墙，认为咸丰帝又要去住园，上奏谏止，称言“逆氛未靖”，不要“临幸御园，萌怠荒之念”。咸丰帝见之怒不可遏，由内阁明发上谕，加以驳斥：圆明园办事，本系列圣成宪，原应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庆帝）当莅政之初，适值川陕楚教匪滋事，彼时幸圆明园，秋弥木兰，一如常时。圣心敬畏。朕岂能仰测高深。设使当时有一无知者妄行阻谏，亦必从重惩处……
第七章“造反”、“造反”（8）
咸丰帝搬出祖制来为自己辩护，以封杀一切谏阻他去圆明园的言论。为了杀个鸡给猴子看看，他下旨将薛鸣皋从掌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为一般的监察御史，并交部议处。皇帝住园本来就是制度，王茂荫、薛鸣皋为何连续上奏劝阻？他们是否听到了圆明园内的种种风流韵事？今天的学者并不能对此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自从薛鸣皋受惩后，咸丰帝的耳边安静了，谁也不敢再对此事说三道四了。醇酒妇人，从来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种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于此，不得善终。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知深浅，一时性乱而不知自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乐此不倦，并对祖制家法破坏极大，这就不能不使人心生疑问：咸丰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在自寻死路？如果将此时的荒唐，与咸丰帝登位之初的慎勤相比，更让人加深此种疑问。有一则笔记称，1850年时，鸿胪寺卿吕贤基曾对友人说：闻上（指咸丰帝）常居飞云轩倚庐，而云贵人常依康慈皇太妃（咸丰帝养母、奕訢生母）居慎德堂，中隔一湖，相距二里许。飞云轩仅三楹，上寝食其中，读《祖训》、《实录》，阅章奏及内廷册档，召见大臣皆于是。除恭奠几筵及恭诣康慈皇太妃宫请安外，无他适也。这种端庄的姿态，使得臣子们从内心中发出了“今上圣德”的赞叹。
仅数年间，却判若两人。为什么当年的英发果毅之姿，转变为此时的风流滑稽之态？咸丰帝在逃避，逃避现实中一切理应由他解开而他却无能为力的难题。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只有美酒。从酒中寻找片刻的麻醉，一时的安宁。皇帝喝的御酒，肯定是上品。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酒在咸丰帝口中是苦的。
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唯有美女。从女人身上显示自己的能力，验证自己的雄风。皇帝看中的女人，肯定是绝色。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里面咸丰帝只有性的征服，而没有情的缠绵。咸丰帝的这种心态，就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已看了出来：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他确确实实需要一种片刻的欢娱，解脱心中的烦闷。朕当政这许年了，没有过一日舒心的日子；既然这一天都不可得，那么有一刻也是好的。他是在找乐，也是在找死。就连他自己都已感受到，他那本不健壮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吧……除了醇酒妇人这些流品低俗的欢娱外，咸丰帝此时还迷上了两门高雅艺术。其一是绘画。琴棋书画本是旧式文人的一种风雅与潇洒。咸丰帝受业于杜受田，染上一些文人病也是不足奇的。而他的绘画，似乎主要是绘马。野史中称：尝见文宗所画马，醇邸（指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恭摹上石，神采飞舞，雄骏中含肃穆之气，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也。
这一条史料所指是咸丰帝死后画作经奕临摹后刻石，虽经转过两手，仍然“神采飞舞”。当时在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亲眼见过画作，曾在诗中对咸丰帝所绘马作以下评价：挥毫尺幅英姿壮，屹立阊阖依天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