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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阅读(1 / 2)

“走!”

“娇娇太小。”李大嫂关心地说。

贺子珍无奈地说:

“反正你在奶她,已经带熟了,不要紧,感谢你带孩子的一片恩情……”贺子珍说不下去,掉下热泪。

何长工劝贺子珍:

“子珍同志,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是否打消走的念头?”

“不!”贺子珍放下娇娇,一扭头,跑出李大嫂的窑洞。

何长工跟着跑出来,在后面追赶贺子珍,一边追赶,一边喊:

“子珍,子珍……”

毛泽东的家庭纠纷,虽不是那么大张旗鼓地在延安城内哄传,但在高级干部之间,却时有所闻。毛泽东认为这是些小事,与一个人的大节无关,不足挂齿。可贺子珍却感到难受,似乎还有些“羞愧”。她自个儿觉得,她在女战友之间,仿佛有些抬不起头。于是一走了之的心情,自然而生,而身体的创痛,更促使她迅速离开延安这块“是非”之地。

一天,毛泽东从隔壁洛甫的窑洞开会回来,看见贺子珍红肿着眼睛在收拾东西。那个在井冈山时准备的暗蓝色蜡染小包裹,醒目地暴露在毛泽东的目光里。

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子珍,你在干啥?”

贺子珍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了吗,我已向组织打了报告,离开延安。”

“去哪儿?”

贺子珍一边收拾一边说:

“去上海治病,取身上的弹片。”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过段时间,延安的医疗条件好了,就在延安治,不行吗?”

“不行,现在就走。”

毛泽东明白贺子珍在这个时候坚决要走与自己有关,怎么说呢?一个巴掌拍不响,难道说全是贺子珍的“过错”?他沉吟了一会说:

“子珍,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流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说的完全是真心话,肺腑之言,他想以此来打消妻子远行的念头。

贺子珍不答腔,泪眼模糊地仍在清理东西。

稍停,毛泽东满含深情地说:

“子珍,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那个时期不一样,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这些略带政治色彩深藏感情的话,似乎还不能打动贺子珍,还不能更改她远离延安的初衷。这时的她,仿佛已经心灰意冷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响应丈夫的召唤了。她沉默不语,抚摸着那个暗蓝色的蜡染小包裹直掉泪。

刘英、康克清、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等姊妹听说贺子珍要走,相约着急急来到毛泽东窑洞,见贺子珍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一个个心情沉重。

毛泽东见巾帼们来了,说:

“大家来得好,你们好好劝劝贺子珍,她非要走,怎么也挽留不住。”

刘英探头问贺子珍:

“子珍,一定要走?”

“待在这里,心里难受,走了好。”

“去哪儿?”康克清问。

“去上海治病,我一身的病,不治好,不行呐。”

邓六金说:

“不去那么远的地方,到附近散散心,不行吗?”

贺子珍叹了口气:

“散心,心都碎了,散不好了。”

毛泽东接过贺子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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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延安(4)

“贺子珍不但身体有病,还有心病。”

钟月林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就让着点贺子珍,她身体确实不好。”

毛泽东瞅了一眼贺子珍:

“你们不知道,这年头,贺子珍的脾气越来越大,我毛泽东惹不起,一说就要离婚,不然就是出走。”

贺子珍望了一眼毛泽东:

“你惹不起,我替你走。行吗?”

康克清劝阻着说:

“不说了,不说了,又越说越远了,子珍,走,去我窑洞坐坐。”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远离这个地方,走得远远的。”

邓六金上前强拉贺子珍的手:

“走,我们出外走走。”

刘英她们簇拥着贺子珍离开窑洞。

毛泽东目视着巾帼们的背影,长叹一口气。

“唉,地球要转,天要下雨,贺子珍要走,真没办法。”

陕北公路上,一辆卡车在黄尘滚滚的公路上奔驰。驾驶室内坐着忧伤的贺子珍,双眼深情地凝视着奔驰而过的窗外景色,虽然多数是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缺少生气,但在她眼里,却有几分依恋。毕竟在这块土地上,她生活了一年多光景,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卡车奔跑了一天,总算到达西安,已是薄暮时分。

贺子珍来到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知道贺子珍要来,等候在那里,贺子珍一到,林伯渠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欢迎,欢迎,贺子珍同志。”

“林老,打扰你了。”

“哪里,哪里,只是你来得不是时候。”

贺子珍一惊:

“林老,你说啥?”

“近接电讯,上海已被日寇占领,沦为孤岛,目前去那里有困难。”

贺子珍迟疑了:

“那怎么办?”

“暂回延安,等待时机,如何?”

“林老,我的后脚迈出延安,前脚就不想回去了。”

林伯渠一笑:

“那么坚决?还是暂时回去好。”

贺子珍一摆头:

“不回去,不愿回去受老毛的气。”

林伯渠双眼漾着笑意:

“唉!夫妻之间拌嘴,干嘛这么认真,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你和毛泽东已经是十年夫妻了。”

“林老,你不知道,毛泽东变了。”

林伯渠笑笑:

“当然变了,快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了!”

“哼!大男子主义,喜欢独断专行。”

“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以写信劝劝他,你何故因此出走呢?”

“我要出来治病,好好休息一下。”

“在延安,不是同样可以休息?”

“林老,你不要写信,我的路,自己走,一句话,我决定要离开延安这块伤心地,改变一下环境。”

林伯渠想了想:

“那也好,你在西安住些时候,消消气,气消了,再回去。”

贺子珍却固执地说:

“不回去,我在这里等。”

贺子珍暂时不能去上海,只得住在西安“八办”等待时机,林伯渠安排人员陪同贺子珍在西安游览,贺子珍便在古都西安过了一段暂时的平静生活。

就在贺子珍滞留西安的日子,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叫警卫员小李用木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将贺子珍忘记带走的小木梳、小刀、剪刀等小物件装在里面,叫一个“八办”来延安办事的工作人员,回去时顺便捎给贺子珍,同时告诉此人,要她转告贺子珍,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她的病,可以在延安医治,叫她回来。

贺子珍在西安“八办”住室的灯下抚摸着毛泽东托人捎来的小木箱,触景生情,怅然若失,陷入沉思。由于不知要等多时才能赴上海,她依稀涌动起一缕回归的念头。特别是当她踱到床边,打开那条红毛毯准备入睡之时,难忘的一幕幕,蓦地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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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延安(5)

寒冬的瑞金城。

毛泽东在家里看书,冻得瑟缩的身子裹着一床红毛毯,双脚踏在一盆炭火边。贺子珍有事外出,对毛泽东说:

“老毛,我出去办事,注意身上的毯子,不要着火啦。”

毛泽东“嗯嗯”应着,眼不离手上的书。

一会,贺子珍回来,走到门口,便看见家里在冒烟,急了,三步两步走到毛泽东身边,一手扯开掉在炭火盆一角的红毛毯,大声说:

“老毛,怎么搞的,毛毯着火啦,还不知道。”

毛泽东一惊,迅速站起来,甩掉裹在身上的毛毯。笑了。

又一件事,也是在瑞金发生的。

贺子珍到供给处对处长说:

“毛泽东的衣服补了又补,太破旧了,领件新的。”

“贺子珍同志,主席写有条子吗?”供给处长回答道。

“没有?”

“没有主席的条子,不能领。”

“非要他的条子,才能领吗?”

“对,这是规定。”

贺子珍一扭头,气冲冲地走了。回到窑洞,她对毛泽东说:

“刚才给你领衣服,供给处长不给,说要你写的条子。”

毛泽东一听火了:

“现在物资紧缺,我的衣服补一补,还能穿嘛,为什么要领新的?还背着我,谁给你的特权?”

“还不是为了你,少在这里发火。”

“我不要你这样的关心。没有组织原则。”

贺子珍生气地说:

“好,你的事,我少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不是你的出气筒。”

夜晚,贺子珍独自裹着红毛毯睡觉,不理毛泽东。

毛泽东处理完公务,睡觉时在床边对贺子珍说:

“子珍,还在生白天的气?你我的脾气,都不好,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了。”

贺子珍瞥了毛泽东一眼,掀开烧了个洞的红毛毯,让毛泽东挤进身子。

温馨的回忆,毕竟有几分甜意,虽然掺合着些许苦涩。远去了,似一缕轻烟,袅袅回荡在贺子珍的旅程里,往事不堪回首!贺子珍收到毛泽东托人带来的小木箱,当然也就收到了毛泽东对她的一片思念之情。她与毛泽东风雨十年的情愫,穿过岁月烟尘,便氤氲在她寂寞而苦楚的心上,剪不断,理还乱……

此时的贺子珍,虽然胸中的气未消,倾斜的心态没平,但她似乎又觉得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一看见那条象征他们爱情的红毛毯,一种难以遏制的爱情生活的追踪,便又油然而至。叩击着贺子珍孤独而恼人的心扉,震撼着她一颗破碎了的心……

她想起自己拿走了红毛毯,毛泽东夜间是否会冷?她深知延安的冬天是冷冽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塞上冬天寒冷的滋味,她是领略过的,比起她的故乡永新来,不知要冷多少倍。以至她惦记着毛泽东的被褥是否有些单薄?难以抵御西北严寒。她不得不用自己有限的津贴,在西安街头替毛泽东买了一床棉被,托人给毛泽东捎去,算是对丈夫所赠小木箱的回报。

贺子珍送去棉被以后,心情好像要安定一些。她在西安等待远行的日子,匆匆的,不觉已上一月有余。一天,她实在按捺不住企盼的心情,到林伯渠办公室进一步打探什么时候离开西安,赴沪治病,林伯渠正准备找她洽谈此事,对贺子珍说:

“子珍,刚才接到延安电话,说共产国际的代表,准备从延安经西安回苏联,你——”

贺子珍兴奋地问:

“什么时候?”

“大约在后天。”

“林老,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多月,看来上海去不成了,不如和国际代表一道,去苏联,一方面治病,另一方面学习,机会难得。”

“嗯,我也是在想这件事,不过,要问问毛泽东,征得他的同意才行。”

贺子珍肯定地说:

“去苏联治病,他不会不同意。”

出走延安(6)

“还是问一问好。”

贺子珍与林伯渠正谈着,一工作人员走进办公室,向林伯渠报告:

“林老,刚收到一份延安来电。”

林伯渠接过展读电文:“林老,力劝贺子珍回延安,泽东。”贺子珍脸一沉:

“我不回去,我要去苏联取出身上的弹片,还要做人工流产,做绝育手术,我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

林伯渠看贺子珍走的态度异常坚决,说:

“还是让我请示一下毛泽东,我尽量说服他好吗?”

“好,林老,拜托了,这件事你一定要促成。”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高级干部随机去苏联治病、学习,毛泽东收到林伯渠的电报后,知道贺子珍要求走的决心很大,无论如何阻拦不住的,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西北灰暗的天幕下,两辆汽车在粗糙的公路上奔驰,一路上烟尘滚滚。

生病的刘英,伤残的蔡树藩、钟赤兵、徐梦秋等,与贺子珍颠簸在车厢里,摇摇晃晃,很不是滋味。车窗里,掠过贺子珍疲惫而伤感的容颜。

经过长途跋涉,贺子珍与战友们一起,终于来到兰州,迎接她们的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

谢觉哉发现来到的除断臂的蔡树藩与断腿的钟赤兵等重伤员外,还有贺子珍,不觉一惊,他对风尘仆仆的贺子珍说:

“子珍,你怎么也来了?”

“谢老,你这里我不能来吗?我来看你,你不欢迎吗?”

谢觉哉拍双手:

“欢迎!欢迎!井冈山的女英雄。”

谢觉哉把贺子珍一行请到会客室里坐了下来。

谢觉哉仔细端详了一会贺子珍,问道:

“子珍,两年多不见,怎么这样瘦?”

贺子珍黯然地说:

“还不是长征路上落下一身伤。”

“也是,还要去哪里?”

“苏联。”

谢觉哉问道:

“治病?”

“对,取身上的弹片,身体康复了,就在那儿学习。”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走进会客室。

贺子珍起身过去拉住王定国的手:

“定国,两年不见,好像长胖一点,我来打扰你们了。”

王定国满脸堆笑:

“贺大姐,你是贵客,我们请都请不来。”

贺子珍笑吟吟地:

“我是不请自来。”

王定国欢喜地说:

“暂时不走了,多在兰州住几天,看看大西北。”

“要走,马上要走,这里是路过。”

“你走了,毛主席怎么办?”王定国问。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已经管他十年了。”

谢觉哉一听知道贺子珍有气,问道:

“子珍,你和毛泽东是否闹了矛盾?”

“谢老,你是知道的,你在瑞金,是中央秘书长,我和老毛吵架,找过你,你不止一次为我们调解过,老毛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惹不起。”

谢觉哉点点头。

“毛泽东的脾气不好,这我知道。但是子珍,你也好强,唉,两个人都钢,碰到一起呐,还有不闹矛盾的。”

王定国规劝道:

“贺大姐,你就让让主席吧。”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你让他,他便得寸进尺。”

谢觉哉也劝道:

“子珍,如果你是和毛泽东闹别扭而走,我劝你不要走,还是回去的好,毛主席身上的担子重,身边需要人照顾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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