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村上作品，是1989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做关于中日古诗比较研究的课题，对流行小说没多大兴致。翻译村上是一位老先生推荐的，可以说出于偶然。翻译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使我失去了成为一个可能不错的学者的机会，而沦落成为一个翻译匠。开句玩笑吧，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只好一本接一本译下去。事到如今，“林家铺子”也不是我想关就能关的了。当然也乐在其中，这是实话。
村上春树已经五十开外，而他的读者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何有此反差，你在翻译作品时能感觉到这种差距吗？有情感上的代沟吗？
这恐怕同他心态的自我定位有关系。事实上作家的年龄同作品主人公的年龄未必有直接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我在翻译时也并未感觉出这种差距，更没有情感上的代沟。我固然是半大老头了，但我每天都和年轻人打交道，无论教的学生还是来信的读者都是年轻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年轻者自然也就年轻了，尽管是错觉，但活在这样的错觉中又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您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莫如说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笔下的文字有幸使一两代读者的心弦发生过美妙的震颤，有幸丰富和拓展了一两代读者的精神花园。如果说我的大半个前半生还做过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的话，这起码算得上一件。
村上春树这些年的作品应该有一个发展和变化吧，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是怎样的，您认可他的发展和变化吗？
他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他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向知识分子的蜕变。即从一个基本只关注个人内心感觉的内向型作家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应用的良知和批判意识介入社会和历史问题，甚至把笔锋指向日本那段为不少日本人遮遮掩掩的历史。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奇鸟行状录》、《地下》、《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这当然是可喜的变化。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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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没有村上春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