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一位女助手在门口等我。事务所大约是三室套间，似乎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计算机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村上认为“男孩”与年龄无关，具备三个条件即可：（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而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并认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1）（2）两条）。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
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他说是assistant，没说是秘书）介绍给我。因是两个女孩，我自然好奇多看了两眼，两人既没像《且听风吟》里的少女缺一个小手指，又不大像《寻羊冒险记》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既不像多愁善感清纯娴静的直子，又不像如小鹿般蹦蹦跳跳的绿子，开句不太礼貌的玩笑吧，颇让我想起《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的208和209。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像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说十年来我翻译了他二十本书辛苦了，我对自己这个远方不速之客“入侵”他的小天地表示歉意。我把自己签名的《挪威的森林》和《萤》的中译本送给他。他道声谢谢，拿在手上翻着说印制质量不错，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他在新作《海边的卡夫卡》上下卷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看了，我心想难怪他这个年过五十的人还能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把一个十五岁男孩写得那么好，即使从这类细小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也难怪他对我刚才送给他的我国古代童戏瓷片画连道喜欢。其实村上本人没有孩子，而他这次特意“作为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写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猜想未尝不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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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2）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他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问了以日语外来语形式出现的“rapsinger”、斯坦·盖茨的“getz/gilberto”和“王子”的“sexymother###er”。问到后者时，站在旁边的“209”有点难为情地斜了他一眼，他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熟练地写出英文原词。并说以后有什么尽管问，自己虽常去国外，但助手会及时用伊妹儿同自己联系。于是我问他为什么总不在日本，他说在国内毕竟有干扰，例如电话等等，而去海外就可以专心创作。他告诉我写《挪威的森林》那时候是手写，后来改用电脑。
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村上也是翻译家。当时正在翻译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并为此去了次美国，刚刚回来），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集中问几个问题，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我问他何时去中国见村上迷，问他对大陆二十卷本《村上春树文集》中译本出齐的感想，问他的新作《海边的卡夫卡》的构思，也问了他创作的动力、想像力的来源、孤独与沟通的关系以及对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性的看法。他强调写作是为了使自己以至读者的灵魂获得自由。他谈得很投入很深刻，富有新意。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第一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访谈录。村上在谈话中较为集中而深入地回答了中国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大多想法是此前所没有流露、发表的。因此还是请允许我把主要之点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出来，以便大家多少捕捉这位极少接触媒体的当代作家的心灵信息以至创作“秘密”。
林少华：二十卷本《村上春树文集》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齐，这在海外大概是第一次。请就此谈两句感想。
村上春树：如此集中出版当然非常高兴，也很感谢。即使在日本也未能全部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更是零零碎碎。这样，中国读者买起来也容易，实在令人高兴。
林少华：中国有很多村上迷，村上迷中又以年轻女性居多。作为您的心情……
村上春树：非常高兴，尤其年轻女性多这点更让我高兴。我们所处的社会——日本也好中国也好韩国也好——尽管各有不同，但在东方因素这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有不同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誓约”，例如在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种种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还没有同中国的读者交谈过，但我想心情上应该有相通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