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看到这里时我心里怦怦直跳。虽说类似的事我在日本期间时有耳闻，国内怕也多少有所知晓，但出现在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笔下还是让人担心。担心此前村上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受到损坏，担心国人、尤其村上迷们读了为之失望和不快，心惊胆战地往下看情节如何发展。还好，村上很快把笔锋转到对嫖客白川恶行的抨击上来。作者通过旅馆女经理之口说道：“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她决心以恶惩恶，很快把防范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打印出来送给那个不法中国男人，以便由对方将白川削掉一只耳朵至少使之“戴不成眼镜”。玛丽则说从看第一眼就想和那个中国女孩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
可以说，村上在这里表现出的，较之对中国女孩遭遇的同情，莫如说更是对于超越民族的善的彰显和对白川式恶的憎恶和鞭挞，从而表现出广博的悲悯情怀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而这在当代日本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或许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语）
饶有兴味的是，《天黑以后》中最后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会讲中国话。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去中国的小船》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中国出发了……
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2）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中国人既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缘分”，又是他的一个隐喻。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1）
如村上春树自己所说，他的小说的确常有中国人出现。如《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总的说来都属于正面形象。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爱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且听风吟》）。因此无论“我”还是“鼠”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说是两人惟一的知心朋友，以至《寻羊冒险记》中的“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的”支票看也没看就交给了他。《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诚恳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外面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二十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那句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相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白所以地觉得亲切”。前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并且说他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期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
2004年9月，村上新出了这部名叫《天黑以后》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十九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上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独自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因为会讲中国话，而被旅馆女经理通过吹长号的大学生高桥找来当翻译处理这场“麻烦”，故事情节由此进一步铺展开来。
很难认为这个中国女孩的遭遇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占篇幅也并不大，但她无疑是上下纵横、虚实交错的小说空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点（point）。围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