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或不夸张地说，我的书房至少有二百万朋友“见过”——在拙译村上春树小说译序的最后，我总是忘不了写上“于窥海斋”四个小字。
虽然我的学问和学识未必有人称道，但我这个书房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让不少优秀同行眼睛发亮（世上的事总是这么滑稽和不公平）——位于青岛城区东部且倚山傍海。后面紧靠满坡槐树花的崂山余脉，前方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东海。晴天可从书房窗口窥见红瓦楼尖之间光闪闪的一角海面，故名之为“窥海斋”，暗喻在无涯学海面前自己永远只能窥其一角。
非我刻意“忆苦思甜”，小时候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我在只有五户人家（如今只弟弟一家了）的小山沟长大，写字做作业每次只能趴在柜角或炕上吃饭用的桌角。晚上点一盏火苗拧小的“洋油”灯，稍不小心头发就“吱”一声烧焦。那时脑海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张书桌了。用现在的话说，即所谓书桌情结。所以后来，尤其好歹当上教授住房条件改善之后，书桌情结急速膨胀成为书房情结。
数年前由广州北上青岛有了新房，装修时我断然决定把南面最大的主卧室用作书房。并为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兴奋了好一阵子：睡觉何必霸占最大最好的房间呢，大也好小也好熄了灯还不一个样！况且书总比床重要得多尊贵得多文明得多嘛！装修完后，我买回红木家具风格的书橱靠三面墙排列整齐，阳台玻璃窗全部内置日式细木格纸糊拉窗，窗前放置长两米宽一米铺有榻榻米的“坐榻”一张，榻前放写字台。因榻与椅高度相等，故写字台前后皆可伏案——我又为自己这个神来之笔得意忘形了许多时日。最后把书分类一本本仔细摆进书橱使其各就其位。一日环视一排排书橱一排排书，忽然像面对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一样涌起莫可名状的感动之情。
我虽然搞日本文学，但日文书只占藏书量的约三分之一，主要是日本文学文化方面的，其中有关村上君的最全，大体囊括了他本人的书和别人研究他的书。其余全是中文。一类是美学、哲学、宗教、历史及一些杂书，另一类是文学，主要是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学、古文论、古典文学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学。日文书主要是为了工作和生计，中文书则大多出于爱好和心仪。总的说来看中文的时间多得多，盖中文难于日文也。
年轻时喜读唐诗，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时以“仰天大笑出门去”狂妄地激励自己；人过中年则偏爱宋词，“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每每令我低回流连感时怀乡；时下仍在一格一格移植村上君或涂抹自家文字，抓耳挠腮之间偶为觅得一二佳句而激动不已顾盼自雄。凡此旧书新书土书洋书会师书房之内，与之朝夕相处，与之呼吸与共。风来涛声入耳，子夜明月伴窗，使我在滚滚红尘中得以保持一分心灵的宁静和纯净的遐思，保持一分中国读想看书来
外文比中文重要？
世人大多喜欢强调自己做的活计重要。厨师说一顿美味足可以使你重新审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理发师说改变一个发型足可以使两个星期前散伙的女友重新抛来媚眼，前天去看牙医时牙医告诉我牙痛起来足可以让你觉得名利二字多么虚幻多么滑稽多么无聊。是的，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重要的。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我。我是教了一二十年外文的教书匠，可我总跟人家中文系一个鼻孔出气，再三告诫学生中文其实更重要，中文比外文更难学，即使对于中国人。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我有证据。说来难以置信，在翻译课上，学生做的“中译日”（把中文译成日文）作业往往比“日译中”看起来顺眼。所以我宁愿相信国人有外语天赋而不相信中国人天生就会中文，不少学生译出的中文简直匪夷所思。此其一。其二，就全国范围而言翻译水平也似乎每况愈下，尤其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一方面，几乎不亚于洋人的叽里呱啦的外语交谈声讲演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又常常难以卒读，不知是翻译文字还是翻译文学。日前北京一位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了一大帮子“海归”文学博士翻译一套名家全集，“这下可遭殃了，他们的中文是多么怵目惊心啊”！
的确，我们的中文正在风化正在荒芜。诗歌明显沦为“一个王朝的背影”，美文几乎成了又一种乡愁。昨天随手翻阅一家颇有名气的散文选粹刊物，“美丽而漂亮的女孩”之句赫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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