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郾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1)
不知是因为迟钝还是敏感,身为教师,我忽然发现教师头上的光环黯淡了——教师好像不怎么受人尊敬了。就说搭出租车吧,聊天中司机知道我是当教师的,以前每每感叹“当教师挺不容易的,挣的都不一定有我这开车的多”!如今则往往这样感叹:“当教师挺好啊,挣的不少,有的都自己有车了”!同是感叹,但听得出,前者未必羡慕,但有些许敬意;后者明显羡慕,但敬意基本没有,为之欢欣鼓舞好像也谈不上。
如此说来,教师因挣得不多受人尊敬而挣得不少就不受人尊敬了不成?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我当了二十多年教师,深知挣钱不多对人的伤害。当时我在广州一所主要对外招生的大学任教。班上的学生多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子女。我的学生上街往往坐出租车,而我只能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我翻译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开始播放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电视,只好跑到学生宿舍去看。我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一个月71?郾5元工资,甚至不如所教学生一天的开销。我知道学生们是尊敬我的,至少不至于因为穷而瞧不起我这个老师。但我也知道,穷所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物质生活上的,更是对自尊心的挑衅和拷问。没有自尊,教师这个职业就无以成立。而没有钱,自尊又很能成立——我想,一般人恐怕很难想像在那样的环境里当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教师心里有多么苦!哪怕人们再对我怀有敬意。
在这个意义上,穷不应该过多地同教师连在一起,教师应该多挣一点儿。即便为了自尊,为了这个职业本身。我想,这无疑也是社会上善良人们的共识。因此,司机们当下似乎对教师缺乏敬意理应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
曾几何时,夜半窗口女教师批改作业的瘦削身影成为教师这一职业的经典场景,男教师衣襟上的白粉笔灰和两鬓的白发吸引了多少尊敬的目光。人们把“辛勤的园丁”、“滴泪的蜡烛”、“灵魂的航标”等美好字眼慨然献给教师。教师是奉献、高尚、博爱的象征,是知识、学问、良知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