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芳离开家乡，放弃指教生涯，乃投笔从戎。何景芳跟随族长聂聘三之队伍南下抵达江西省永年县，出任第九军五十四师军官训练班（少尉）教学教官，并参加受训。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毕业，何景芳以成绩优异，委派为该师经理处二等左军需，每以学不足以应用，才不足以匡时，冀再入学校，以求深造，无如军事旁骛，数请未准为异耳！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何景芳调此该师三二四团一等左军需。翌年六月，以工作勤慎，成绩优良，选送中央军校驻川军需训练班三期。期间，值先伯父仙逝，奉电奔丧，业因未竣。廿六年元月，后入第九军任三等正军需主任。
何景芳幼秉严正之庭训，长念国事之蜩螗，报国之心与日俱增。民国廿五年十二月，又到中央军校驻川军需训练班学习直到毕业。何景芳秉性爽直，行勤坦白，处人以诚，处事以慎，勇于为公，严以律己，故与过去上下同事之间，深能精诚团结，合作努力，引为自慰。
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严明军纪，爱护老百姓。有一次奉命“围剿”，郝梦龄看到对面是穿着草鞋，衣服上补丁摞补丁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时，便心怀怜悯。他嘱咐手下：“放枪要抬高一寸。”或佯败。就这样，让工农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郝梦龄经常对官兵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郝梦龄手下的军官不少是老家人。比如：陈杰，时任五十四师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郝培基，黄埔军校毕业，五十四师某团团长；程桂山，国民革命军五十四师司令部秘书处处长；郝瑞明，黄埔军校毕业，五十四师某三营营长；聂聘三，黄埔军校毕业，五十四师某团副团长；等等军官均是藁城人。
当然，藁城籍士兵举不胜举，他们在郝梦龄的感召下，深具燕赵人慷慨厚道之遗风，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他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郝梦龄的肺腑之言，说出了当时官兵的心声：一、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二、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既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悍然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郝梦龄与官兵一道十分厌恶内战，日寇铁蹄蹂躏东北同胞，应该北上抗日才是正道。郝梦龄一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汗颜。手下官兵对日寇的悍然挑衅，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身长翅膀，奔赴战争第一线，与日寇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杀日寇，绝不罢兵。可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郝梦龄不能自作主张，只好请求解甲归田，以侍奉老人为由，未获允许。
民国二十四年，郝梦龄被调往贵阳、独山、遵义等地，亲自率领第九军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第九军又承担起养护和保卫公路的职责。此后，郝梦龄又多次请辞，解甲归田，赡养父母，均遭到拒绝。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将军杨虎城一道发动“兵谏”，在陕西省西安市扣留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急，中华危急，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声明，要求联合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并发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此时，随着日寇铁蹄蹂躏着华北地区的老百姓，全民抗战的各个抗日武装在各地应运而生，如火如荼。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去陆军大学进修期间，他获悉日寇侵占北平卢沟桥挑起侵略事端之后，遂下定决心抗日。于是他放弃到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立即返回部队，要求北上抗日。这会他的请求未获批准，被指名抽调到庐山受训。此时他报国心切尤为激烈，他一而再再而三上书请长缨抗日，时值前线战事吃紧，这次他的请求终获允准并率部北上。
第九军北上抗日的主力为第五十四师和独立第五旅。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下辖两个旅：第一百六十一旅旅长孔繁瀛，第一百六十二旅旅长郑廷珍，下辖三个团，共约五千人左右。全军共约两万人。
那时第五十四师远驻贵阳，奉命立即开拔，兼程北上。时值盛夏，天气酷热。部队用强行军不分昼夜徒步行进，经黔东镇远到达湖南桃源，始改乘小汽轮拖带之木船到达长沙，又改乘火车到达湖北武昌，即在武汉市周围休整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