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国者，赏不僭，刑不滥。’赏赐太过，坏人占便宜；滥用刑罚，可能会祸及好人。如果无法把握分寸，赏可过，罚不可滥。因为赏赐过了不会造成祸乱，刑罚过重却会失掉人心，国家跟着受损害。”
公孙归生娓娓道来，“楚国却相反，用刑惩戒太重，赏赐却不及善人。人才得不到重用也罢了，还要受到祸害牵连。为求自保，他们只得逃往晋国。晋国接纳这些人，并使人尽其才，各司其职。晋楚两国本是逐鹿中原的对手，楚国不能用，晋用却能用。这些人必定感恩戴德，全力以赴，为晋国图谋中原霸业披肝沥胆，在所不惜。”
屈建点头，示意公孙归生继续说下去。于是公孙归生把“子仪之乱”后析公逃亡到晋国，在‘绕角之役’立功、雍子在“靡角之谷”立功、屈巫令楚国疲于奔命，促成“联吴制楚”、“若敖氏之乱”后苗贲皇到晋国助晋“鄢陵之战”中战胜楚国等“楚材晋用”的事例全数列举。事无巨细，前因后果分析得头头是道。
屈建一听，恍然大悟。不提不知道，一提才想起，这些年为晋国建功立业的，大都是楚国逃亡到晋国的。于是说道：“公子所言极是。这些年这些人给我国造成了不少困扰，算起来也是我国咎由自取啊。”
一听这话，公孙归生知道有戏，这才回归到本次前来的主题——帮助伍举顺利返国。
公孙归生说道：“现在又有一例——子牟逃亡他国，有人在大王面前进谗言，说是伍举助其逃亡，有从谋的罪过。为求自保，伍举只得逃亡郑国，准备前往晋国。如果晋国为他封官加爵，他必忠心事晋。伍举才高智多，怕是会像屈巫、苗贲皇一样，为晋国鞠躬尽瘁，屡立奇功吧。”说完，公孙归生长叹一声，无尽的惋惜尽在不言中。
“如果任由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下去，恐怕我国与晋国的差距比从前更远了。”屈建很忧心，当堂便说道：“多谢公子提醒，我一定会跟大王提及此事。到时，派人将伍举迎回，赐予他更高的爵禄。”
公孙归生谢过令尹屈建，告辞之后便去伍氏府，将喜讯报与伍举的族人。总算没有失信于友人，出色的完成了使命，他便欣欣然的赶路回蔡国去了。
公孙归生走后，屈建的心久久难以平静，“楚材晋用”四个字深深刺痛了他。
公孙归生列举了四人，四人已经对楚国造成足够的威胁。没有提及的，虽功业比不上这四人，他们加在一起形成的合力，对晋国霸业的贡献一定不小。这些年，楚国不敢在中原轻易用兵，除了自身实力转衰之外，将人才拱手让人也是一宗罪。
最早的“子仪之乱”发生时，屈建还未出世。“联吴制楚”时，他仍年少。“鄢陵之战”和“靡角之谷”时，他已入仕，并且亲自参战。他只当成一场战役去应对，没有深究成败得失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毕竟，从前他是莫敖，他的关注重点只在出征迎敌，争取凯旋。
不只他，相信楚国包括楚王在内都无人追究过这个问题。君臣相斗、强族之间勾心斗角已是常态，人才问题在楚国历来无人重视。公室后人济济一堂，为争权力斗得你死我活。不怕无人可用，只怕人人都争着要用。哪管哪个逃亡，去往何处，建立何等功业。甚至巴不得人才都去了他国，自己好独揽大权，高高在上。
晋国的内斗惨烈程度不亚于楚国，走失的人才却寥寥无几。伯州犁是个例外。在屈建看来，伯州犁不过是公子围的谋士。虽偶有良计，然其人志大才疏，器量狭小，不足以成大器，难当大用。不可能在楚国争取中原霸主，与晋国争雄中有何建树。
“鄢陵之战”时，苗贲皇伺候在晋君左右，伯州犁在楚王身边提供咨询。结果，楚军失利，晋国赢得胜利。胜败虽非全系二人，晋国人才荟萃，还能给楚国的流亡之臣以机会施展才华，这就是晋国的过人之处。相对而言，从晋国逃到楚国的却少有大智大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