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常设的六职之外，还有增设，如大司寇、少司寇、大宰、少宰等等。这一点跟晋国类似。最早是三军六卿，曾经变为五军十卿、最多时为六军十二卿，如今又是四军八卿。随时变化，人员不时增减。
宋共公离世后，执掌宋国大权的就是这九人，他们分别来自宋国公族的显族：戴族、庄族、桓族。
戴族：即宋戴公之后，包括华氏、乐氏、皇氏、老氏等；
庄族：即宋庄公之后，包括公孙氏；
桓族：即宋桓公之后，包括鱼氏、荡氏、向氏、鳞氏等。
对照一看就发现，这九人中，戴族两人，庄族一人，桓族六人，力量对比一目了然。
太子肥未及即位，司马荡泽发难，将太子肥杀死。一时之间，宋国无君，朝野震动。
按照宋共公在位时的设置，右师地位最高。时任右师华元历事宋昭公、宋文公、宋共公，是德高望众的三朝元老，执掌国政三十余年，地位尊崇。因此，戴族虽只占据右师、司徒两席，却能与人数最多的桓族分庭抗礼，左右宋国政局。
鉴于此，将太子杀死后，荡泽将矛头转向华元。只要把他杀死，桓族在宋国的最大威胁便去。华元提前收到风声，决意逃往晋国。
公元前579年，晋楚第一次“弭兵会盟”就是由华元牵线达成。由此可见，华元与晋国的重臣大员关系非常紧密，所以晋国成为他逃奔的首选地。
得知华元要走，桓族内部产生分歧——左师鱼石想要留住华元，少宰鱼府则主张斩草除根，免除后患。
少宰鱼府给出的理由是：华元拥立国君，他之所以要走，是因为太子被杀，没有完成国君的嘱托。其次，桓族欲要对其不利，以戴族的实力难以抵挡，只好暂时避退。待到时机成熟，他必定会借助晋国的援助返回宋国，到那时，宋国便再无桓族立锥之地。
鱼石却认为，假若华元改变主意留下，即使有机会反击，谅他也不敢。毕竟桓族人多势众，占据各主要职位，华元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对抗；其次，华元执掌国政多年，国内的百姓都亲附他，如果他离开，国内的百姓定会群起而攻，恐怕桓氏在宋国也很难立足。
再者，如果华元真要替太子鸣冤，桓族的向戌跟他相交多年，并肩作战，非常亲密，他也绝不会为难桓族。所以，最坏的打算，桓氏可能会损失一部分，但是大部实力尚存，国家大局稳定，对各方都有利。
不出鱼石所料，经他婉言相劝，华元同意不走，但他开出条件——清算荡泽。为顾全大局，鱼石不得已，惟有答应他的请求。于是华元派遣华喜、公孙师率人进攻荡氏，杀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说的就是杀死荡泽（唐山），罪名是背弃了自己的宗族。
荡泽被杀后，华元立宋共公的小儿子为君，后世称宋平公。
宋国内乱既平，华元有拥立新君之功，再次赢得显赫声誉。这时，鱼石开始不满。他的本意是牺牲自己族人的部分利益，换取国内的平和。无论如何，宋国的大权应该掌握在桓族的手中，华元不过是个服从桓族的傀儡而已。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料，为挽回大局，他想出一计——以退为进。
于是鱼石带领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人一起离开都城，居住在睢水旁。他的目的在于，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号——华元自恃功大，将桓族逼出宋国。他们想以此为要胁，与华元谈判。
鱼石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宋国九卿，死去一员，还剩八人，五人又都占据要职。他们一走，势必影响宋国的稳定，华元不可能置之不理。鱼石信心十足，等着华元妥协。
很快，华元派人前来劝阻，双方没有谈拢。十月，华元亲自去劝说，双方仍谈不到一块。一怒之下，华元掉头返国。鱼府这才反应过来，华元已经失去耐性。如果他们不进城，恐怕将来再难入城。
就在华元掉头之后不久，五人改变主意，紧随其后，欲要归国。谁知华元疾驰而去，五人穷追不舍，愣是没追上。这还不算，华元进城后，下令关闭城门，同时命人掘开睢水堤防。五人不得其门而入，只得逃往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