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果坚持打禾秆席是由队里经营的话，那么织草席也得像禾秆席一样，统一收由队里经营。当时在队中所展开的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论中，我基本上来说，是倾向于后者这些人的观点。
你可要知道，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充分发挥家中的一切人员的积极作用，大家都会利用这个冬闲的季节，争取多一点收入，去解决家里的一些实际困难。这种理由，实际上也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那些支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强硬地紧紧抓住下面这点，就是若分到各家各户去织打且收入与队里无关的话，实际上，就是在鼓励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属于现在正要开展进行批判的一种搞“野马副业”的行为，是与当前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就这样，双方争论到了几乎剑拔弩张的地步了。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持后者的观点略占了上风。
而究这其中的真正原因，便是当时老队长王忠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曾经对全队社员所说的一席发自内心又极其感人肺腑的话，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此，甚至使到一向坚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也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从而最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当时，王忠队长他是这样地对全队社员说的：
“社员同志们听好，大凡是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得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句负责和知己的话吧，我们石湖坡队今天能够在全良荔的各生产队中，不论是队里的生产，还是社员们的生活，都算是走在他们的前面的。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其它生产队那样，什么事情都那样抓得过紧，统得又死。于是，让社员群众没有半点的灵活机动性……
“大家可要知道，全年早晚两造的水稻收成，才是决定生产队中收入的大头。因此，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全力以赴积极去将它进行抓紧抓好。
“至于让够社员们能够各自灵活地搞点，其它的一些不妨碍生产队生产的家庭副业。如，过去我们在搞好生产队生产基础上，允许社员在工余和农闲季节里，种点席草，打几张草席，到墟上出卖得点收入，解决一些盐油钱和灯光火亮，这不是很好嘛！怎么能够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现在，允许大家织打‘禾秆席’，不也是如此一理么……”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从队长王忠在社员大会上的一席讲话以后，大家都统一了认识，不再继续坚持已见。而是全都纷纷地积极行动起来，各自大显神通。
首先，为了做好打禾秆席的一切准备工作，生产队便主动与供销社订立了两年的收购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凡是合格的禾秆席都一律进行收购，有多少就收购多少。
其次，生产队还根据报名织打的户数，凡是原来还没有购置打席床的家庭，只要自己提供木料，都一律由四哥其夫统一替做一副打席床帮助解决。
当年，我们生产队所发生的这场打禾秆席的“风波”，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和理念去看的话，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了。
但是，你可要知道，在当年的那种风云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如果没有像王忠队长这种敢于担风险，敢于从队里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而只是按照“上云亦云”去做。那么，便永远都别想走出这种吃“大锅饭”的“怪圈子”里去。
从我当时的细心观察发现，其实每逢队里出工时，在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红红火火，而实际上却是大多数的社员，都是“出工一窝蜂，做工磨洋工”。
同时，还把许多十分宝贵的时间，全然都是白白地浪费在一些不该做的工作上去了。就拿评工记分来说吧，几乎天天都要评议到半夜十二点钟才算基本上结束……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当年我们生产队发生的织打禾秆席争论的这场“风波”，已经是包含有了后来在八十年代当中，像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所发生“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那种倾向和理念在里面了。
因此，当年发生在我们队上的这场打禾秆席争论“风波”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便就是在此……
正是：
一场织席小风波，激烈争论少见过；
队长一席肺腑话，意义深远说得好。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