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定有些强词夺理的意思，慕容德丰不欲与他多争。
如今国策已然推行下去，医保司和几条混凝土路已经立项，学生也都派了下去，柴宗训有些骑虎难下的意思。
况且杨延定并无私心，一直都是忠心为国，柴宗训只有选择相信他。
但吕端所说，也的确属实，柴宗训只能暂时将奏折留中。
吕端上奏并未引起多大的水花，却释放了一个信号。
攻击高征税国策，并不会受到惩罚。
高征税损害的中等之家，却是朝廷官员最大的来源。
豪富之家的孩子多半继承父业，普通百姓家中偶有做官的，却也不多。
只有中等之家，没多少家业可以继承，但可以拼命供孩子读书。
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先前打天下的一批老臣死的死，退休的退休，现今朝廷充斥的，基本都是读书人。
既然攻击高征税无罪，于是弹章如雪片般飞进了宫中。
特别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宋准的弹章，简直将杨延定骂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杨延定在朝中并无根基，他唯一的依靠是柴宗训。
于是柴宗训将这些奏折通通留中，就当做没看到。
这么做的后果是，百官年轻一些的纷纷请病假，年纪大一些的要求致仕。
宋准更狠，眼见皇帝不放奏章，趁着早朝时，拦住了杨延定的车驾。
“奸相，你可敢下来与我理论？”宋准对着车驾大呼。
杨延定本不是没有丘壑之人，但这几日被骂的实在是不耐烦，便冲出车驾：“敢问宋学士，要与本官理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