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仙人的“长生不老”也将其与普通人隔绝开来，成为特殊之物，可以说“仙人”是人世间异于常人的存在。
而“仙人”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世间既有“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的普遍性，也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的特殊性。
“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况且，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待认识的事物是无限的，不能因为自己有限的认识能力就否定“仙人”的存在。
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又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为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常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手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仙人”这一特殊的存在物肯定是与常人迥异的，甚至与常人的好恶是相反的。
何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污秽，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俗人汲汲于名利，贪图荣华富贵，仙人则恬愉淡泊，视名利为虚物，视高位为重累。
而且“求长生，修至道，决在于志，不在于富贵”，因此仙人必定具有坚毅的心志，才能在漫漫求仙之道上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坚持到底。
由于“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
鲜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色彩鲜艳的外部世界会损害人的性命，因而仙人是嗜欲淡薄之人，他不会沉迷于耳目口腹之欲；仙人是静寂无为之人，不会追求世俗的名利。
“仙人”不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而且“能登虚蹑景，云举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芒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
他轻灵飘渺，不食人间烟火；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所不能。更能“牛哀成虎，老妪为鼋，枝离为柳，倩女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自由变换身形，不受外在形体的限制和束缚。
因此，“仙人”是一个形神上都很逍遥的人。
观此“真人”和“仙人”的形象，可知“真人”和“仙人”都是迥于常人、飘逸绝俗、心志淡泊的人，他们都是理想中的完满人格。
但是“真人”和“仙人”在形态和神态上仍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真人”并不能与道门的“仙人”等量齐观或在内涵上全然同一。
岂况古之真人，宁当虚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诳误将来，何所索乎！
‘真人’或‘神人’实质上乃是道本身之存在实性的拟人化喻像，是理想人格。而道门中的‘仙人’，则实质上乃表现为一种根本的信仰对象。
‘喻象’在宗教的信仰与行为体系中被‘实在化’了，而成为长生久视、不死不生的‘实在’的生命形态…
然而作为信仰形态的‘仙人’的形象来源，无疑即为庄子之‘真人’、‘神人’的喻象。”
“真人”和“仙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从生命之“喻象”向其“实在”的转变关系。
那么“真人”作为“仙人”的形象来源，在实现这一转变成为“仙人”后，与其原初形象有何具体差别呢？
以下将试从生死观、境界形态等方面来对“真人”和“仙人”的形象进行具体比较。
真人不执著于生，也不厌恶死，他认为生和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是处在一种不断的自然更替之中的，因此人要安心接受死生的安排。
正所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人的死生存亡是一体的，不应该喜此而恶彼。
要明白顺应自然的变化就能摈弃世俗的人情哀乐，从而不受外物的干扰以便保持内心的平静。
因为死亡只是形体的消亡，生命之精神实质却已返归于“道”。
因此，“真人”不会顾及生死优劣的存在，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没有生死的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