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排完了春申君之后，赵括接下来的精力就全部都投入到了，处理赵国内政之中。
坦白的说，赵国的内政其实还是比较难处理的。
现在的赵国已经是华夏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国家，面积已经超过了400万平方公里，马上就要接近500万平方公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控制这么多的国土和臣民，绝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这些国土和臣民大部分都是赵括在过去的十年里陆续征服的时候，这个挑战就显得更加的严峻了。
但是好在赵克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毫无头绪，恰恰相反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在过去的那么多年之中，赵国一直在十分积极的扩张者，所以赵国人早就已经对如何统治新的领地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
尤其是一批又一批学宫之中的毕业士子离开了邯郸，奔向赵国各地区出任官员之后，这种情况更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由于在学宫之中接受了十分系统的理论培训，这些士子们大部分都是拥有着很强的理论知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会在地方上碰到或大或小的困难，但是凭借着这些知识，他们往往都能够在战胜这些困难之后，能力获得一个更加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学宫之中的学者们，对于究竟要如何培训出一个足够成熟的官员，也同样都有了各自不同的这么一个心得体会。
早在学宫刚刚成立的时候，赵括就已经告诉学宫之中的各家学者们，学宫之中究竟是谁来当家作主，这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谁家的人在毕业之后能够对赵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还是墨家，大部分的学宫流派都是以培养一个官员，然后慢慢的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目标。
当这些九流十家的官员们纷纷进入到地方去，按照各自学派的思想来治理当地的时候，理论和实践就产生了交汇。
当理论和实践真正的交融在一起的时候，这才是人们常说的经世致用。
在这之前九流十家的学宫流派学者们，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先说服国君，然后等到国军采纳他们的思想之后，这个学派的人才能够获得当官的机会。
但是这样做其实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这是学者们首先是要和国君们说理论，但是呢，国君们作为具体事务的处理者，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对于理论并不感冒，而是更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理论的作用，能够看到这个理论究竟能对自己的国家发展起到什么样的好的效果。
赵括的这个模式就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赵括不看谁家的理论更为先进，而是看谁加的官当得更加的出色，谁家的官政绩更好，谁家的官能够把地方发展的更加的富庶。
简单的说就是一切由老百姓说话，只要老百姓在这个官员的带领下生活变好了，那就说明这个官员是有用的，也说明了这个官员背后的流派是相对于赵国是有用的。
赵括的这个选择标准得到了学宫之中几乎所有流派的赞同，这些流派的学者们一个个都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同时也是心高气傲，都觉得自家的思想绝对才是拯救这个世界的最后选择，如今赵括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当然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现出自己这个流派的真正能力。
只不过经过这么多年下来，有些流派确实也是被证明并不适合当官，比如说农家的官员虽然能够帮助地方上的百姓们发展这么一个工作，但是问题在于他们仅仅只重视工作，这就导致了地方上的其他秩序，都是一团乱麻。
简单的说就是除了种田之外啥也不行，想要收税也没有收起来，想要组织征兵，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于是乎，在这么一个政绩的压力下，农家的官员们不得不开始向法家靠拢，尝试着采取法家的制度来约束地方，从而让地方除了在发展农业之外，能够靠法律和秩序，把税收以及征兵的效果给搞好起来。
又比如说儒家儒家原本是最重视道德教育，同时也是非常重视家族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说在儒家官员的治下，家族的力量是比较能够容易扩展的。
同时一名儒家官员可能往往也只会和家族之中的族长进行接触，至于家族内部的事情就交给族长来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官员理所当然的获得了地方上大量家族的支持，但是随之而来的事情却也出现了，那就是家族内部由于族长一言九鼎，所以往往会因为主张的个人喜好而出现许多利益分配不清，甚至是涉及人命的案件。
如果是在儒家一手遮天的后世，这种事情其实很容易就能够搞清楚，毕竟儒家能够很轻易的控制住所有人的思想，只需要确立族长的权威，维持住对地方的统治，获得税收和兵役就足够了，死几个人这都无关紧要。
但是在这个时代，由于其他流派的官员，可是一直都在紧紧的盯着儒家这个学宫之中的最大流派，所以说这些事情往往很容易就会被其他流派的官员在上计的时候给捅出来，对于儒家官员们上计时候的政绩统计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儒家的官员们也不得不开始尝试借助法律来直接介入其中一些案件这种，并且因此而对族长们的利益产生了损害。
需要带字的效果就是慢慢的，儒家的官员们和族长之间的联盟不再那么的牢固了，出现了许多的裂痕，甚至在许多地方，族长还和儒家的官员直接翻了脸。
但不管怎么说，儒家确实是依靠着这种对发家的融合，在地方上稳稳的站住了脚跟，并且将势力慢慢的扩展到了赵国的中枢。
赵括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是发出了感慨。
在历史上儒家和法家就曾经进行过一次合流，不过那是在汉朝时候的事情，没想到现在在赵括无意之间的推动下，居然提前了几百年就出现了。
对于赵括来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赵括希望看到的事情，作为一名统治者最讲究的就是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换句话说就是要一面唱红脸，一面唱白脸。
儒家讲究的是教化，比较适合在统治的过程中扮演温和的一面，而法家讲究的就是法律比较适合再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严厉的一面。
如果过于温和就会导致地方上的势力尾大不掉，最终对中央王朝造成威胁，并且太过温和的教化，还会导致整个民族丧失进取的锐气，最后被别的外来入侵民族吊打。
但是如果一昧的讲究严厉，一昧的像法家那样以军功控制一切的话，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历史上短命的大秦王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所以说赵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点，把它们有效地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