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的命格既是天地赋予的，同时又取决于人的选择。
其中，天地赋予的命格，注定了——人，生而具有权利。
什么权利呢？
啼哭的权利，说话的权利，行走的权利，思考的权利，喜、怒、哀、乐的权利……，这是天地赋予人的基本权利，不分华夏人、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伊斯兰信徒、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本权利上，是平等的。
名可秀将“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翻译为“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权利”，这不是简单的意译，而是一个具有法律内涵的表达——拉丁语通译流露出了佩服的表情，换作他翻译，只会译作“说话”，译不出这样深刻的意义。
包括枢机主教在内的西方学者们都很惊诧，他们没有想到这位东方教皇不仅精通梵语和拉丁语，而且如此真知他们的教义，这是很令人赞佩的学识水平。
在惊诧之时，他们也流露出了赞同的表情，认为这位教皇是理解真知的、可以沟通的，不像和他们争吵的那些东方学者，简直说不到一块去。
当然说不到一块去，因为文化差异太大了啊！
比如基督教认为，在法律面前，家子、家女均是作为个人而存在。因为子女和父亲同为上帝的选民，从这个意义来说，都拥有独立的“法律权”。所以，婚姻中的个体是独立的，必须遵从他本人的自由意志。
但是，华夏的法律是建立在宗法上。
什么是宗法呢？简单地讲，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家长制，即父权，并由此延伸出夫权。
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才有完全的控制权，神权之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没有父权，没有夫权，婚姻是“两个人在主的面前相守的誓约”，这与华夏的宗法制当然是隔阂极远的，吵架等于鸡同鸭讲呀。
而拜占庭法强调的是“家庭”，不是“家族”。家庭是指夫妻，查士丁尼认为统治秩序的基本元素是家庭，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两个人的共同生活，所以强调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
显然，在宗法制下，婚姻是为了家族血统的繁衍。在西周的时候，《诗经》中尚有大量的宣扬男女情爱的诗句，而自春秋起，因为诸国战乱，导致人口减少，这时男女结婚不讲“我心悦你”了，生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儒家对婚姻的解读也越来越远离情爱，完全以“结两姓之好”和承祀继嗣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