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起一边看着折子，一边回思起名可秀在枫阁论说的当朝官考之弊。
大宋官员的考核总起来说分为“述职”和“考课”，前者为自述其绩，县令的述职报给郡守具评，郡守的述职报与本路转运使具评，评出等级后报给吏部，吏部再作磨勘，即审查复核。
但州县述职往往虚报治事绩效，或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而吏部的复核又易流于形式。譬如“德清公勤”这“四善”不好考，而“治事、劝课、抚养”这“三最”除了农田增辟、和户口增减有户部籍册可查外，其余多难查实。
对此，名可秀道：“……吏部考课，到后来已是循年资而论。因绩难考，而任官的年头却是摆在明处的，且年资长者被升迁中外少异论，又不得罪人，吏部何不乐得轻松？因是，无能者可熬年头到高位，而有能者却因年资被压下……吏部考课要改，首要便得改了这论年资之弊。”
她语带嘲讽：“地方考课，以转运使评守臣，守臣评县令，这些地方考课官大多舒服躺在自家衙门里，哪清楚底下县治的好坏？或者有些守臣连治下县的方位都还未弄清楚罢？
“……且不论上官评属臣，同为地方治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更有钻营奔走、行贿买等的，其舞弊事难以道尽……不独如此，因利益而结党营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数。”
李纲在章折中也尖锐指出：“朝廷考课多行姑息之政，当罪不罪，当谪不谪……”州县只要不捅出朝廷尽知的大篓子，守令一般都能顺顺当当的按序升迁他任。“……由是，持侥幸之心虚报政绩者愈众。”
纵览李纲的章折，贯穿两大原则：一是申严，即从严考课；二是监察，即地方除转运司考评外，另以路级三司（提刑司、常平司、安抚司）和当地武安军提侧评，以备吏部参考；又以御史台在各路的监察御史为督核，数管齐下，并提考课案，归总吏部磨勘。
下朝班后，丁起揣着这份章折去了枫阁。作为政事堂的宰相，他有自已的打算。
***
枫阁内，名可秀正在听今科知贡举的礼部侍郎禀报进士科春闱之事。
“……今科共取了五百四十七名贡士，两浙籍、江西籍、荆湖路举子上榜人数居前三；另外，福建籍的举子有五十七人入榜，为历年之最。”
名可秀一笑，道：“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三位程门儒者相继在福建设馆授学，往之求学者众，受此影响，福建路的书院之风较往时为盛。”她说着想起希颜说的名人效应，随口笑道：“此即名士效应。”
宋之意不欲夸大杨时、罗从彦和李侗师生三人在士林的影响力，道：“虽说有杨龟山等人的带动，但更与朝廷的南迁大有干系。譬如市舶司所在的泉州，受海贸影响历来仕风不振，今科竟亦有五人上贡榜，当是朝廷定都杭州后，邻近京师之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