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秀道：“我大宋前朝之弊，正是冗官冗兵，靖康之难的祸根子当归于此。希颜兵改后，军费虽降得不多，但九成用在了刀刃上，不再是养那些袭军籍的腐弱无用之兵，冗兵的弊政基本得到解决；目前，朝廷处政之紧要即是消除冗官冗吏。”
大宋冗官冗吏之害，稍有见识的士大夫均深知其要。
就拿冗吏来说，按朝廷规制，州县的经制吏（指有编制的吏员）不过二三十名，但实际上衙门里的非经制吏（超编吏员）却有数百到上千。这些不在朝廷编制内的吏员地方衙门如何供养？全凭了名目多出的办差费：跑腿鞋袜费、车马费、茶水钱……凡办差均有额外收费。一县之民不仅要供赋，还要供养庞大的衙门！
南朝新建后，因京朝官的任命自初就有控制，所以杭都各部司的官吏冗余并不严重，但地方冗余却是承自前朝，由来已久。
这些冗官冗吏若不清治，就无法宽养民力；不宽养民力，就不足以厚培国本；不厚培国本，国家财政紧缩，变革图强的法令便无法施行。而地方官场的胥吏腐败更是大害，好的法令没有良吏施行，再好的变革也成了害民扰民之法。
因此，主张对两淮犯事官吏的严惩不怠不仅是为了澄清吏治，更是要借这个机会削除危害大宋的地方冗余。
“那些清空的州县……”名可秀对此早有处断，“凡户数不足三千户的县，借机裁并，降为镇，设镇官。”
大宋官吏冗多的一大原因就是州县衙门过多，裁并衙门就意味着朝廷削掉了一个地方的官吏编制，不仅能减少朝廷的俸禄支出，也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但如此利国利民的良政，却因涉及到官员的利益而让大宋历代贤相束手为难，无法施行下去。
丁起想起朝堂上有可能的异议，目光微闪，“朝中或有大臣以‘不合祖宗规制’为由进行反对。”
“祖宗规制？”名可秀挑眉，“太祖朝的规制是按主户数分八个等级设县，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主户不足三百万，遂以四千户即可设立望县，五百户亦可设为下县。历三百年后大宋人口增长十余倍，然设县的规制却一直未变，究其原因，不是大臣愚蠢得看不清已经变化的现实，而是利益挡在了眼前。所谓‘祖宗之制不可变’，不过是利益的庇护伞罢了！”
“主上所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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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起走出枫阁时，脑中忽地涌出一句：破而后立。
冗官之弊是大宋的毒瘤，朝廷养官之费，几乎占了一年财赋收入的五成，前朝名相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皆想清除冗官，但冗官岂是好清除的——这是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由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的新政更不敢轻易碰触冗官问题，反而因新法施行而不断措置提举官造成机构重置，更增加了冗官的增长……然而，这颗毒瘤却在建炎新朝被劈开了，并有望彻底被拔除，不得不说，这得益于靖康之祸摧毁了原来根深叶茂的利益网。
由是，因“破”方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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