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而会伺机进行“交引”、“交钞”的低吸高抛，赚取其中差价。
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行当——交引铺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进入这个行当。钞引交易，动辄几万贯、十几万贯，甚至几十万贯，有这个实力投机的，不是豪商就是巨贾，且拥有金银铺、彩帛铺这类高价值的行铺作担保，方玩得起这交引交钞的投机买卖。
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性，并规定交引铺户以个人身家为抵押，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出的印历（经营凭证），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必须有交引铺户作保方可兑钱，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情况出现。
交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铺户得了这种做保的特权，更是势大气粗。对城内行户，多半无条件做保；若不是城内行户，就拒绝做保，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交引铺，交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获取厚利；即使有同意做保的，也往往索取贿赂，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于是官商相护。
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譬如粮食、茶、盐，军方按边价支付钞引（一般高于内价），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于是，便少不得要受京城交引铺的折价强买或勒索克扣，即使郁愤不平也无处诉冤。
弘义盟初涉交引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即便使出解数打入这龙虎盘踞的京师交引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这自非花惜若的谋算——跟从只能舔小利，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
花惜若的交引总铺设在杭州，又在洛阳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从北军南下入东京略往西绕点道就过新郑，从西军出来入东京则多经洛阳，花惜若在这两城设交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交引铺的前方“截道劫财”。
弘义盟的交引铺在营利模式上也与京城交引铺略有不同，相同的是均做炒卖交易，是出入京城界身巷（金银彩帛钞引交易地）的常客，不同的是承兑客商钞引，支付现钱收兑付费。这种做法非官府允许，但也没有明文说违法，走的是条擦边道。
边商选择在四海交引铺兑付虽然要支五分利（每一百贯支五贯），但比起在京城兑付受交引铺的折买或盘剥却是划算多了，更何况洛阳、新郑距离东京都近，提了现钱到京城办货也极方便，边商权衡下自是宁愿到四海铺兑现。
花惜若这一把把金银铜钱洒出去，收来这些钞引做什么？既非折价收购，自然不能及时出手赚炒卖差价；若去京城兑钱便成了只赚手续费的小利，自非花惜若所谋。
这些钞引事实上除了兑钱外，还可当作提货凭证使用。弘义盟的人拿着这些钞引去茶场盐场提取茶盐，又入彩帛绮罗，一起贩运到河北西北边境。其中少部分卖给边军换钞引，大部分却进入边境榷场以货易货，低价易回大批貂皮、海豹皮、人参、麝香、羚角、红花等货，有时瞅准时机也入牛羊活物，运入内地再高价出售，获利达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