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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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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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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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反击的是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