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婚那一年，我和老婆一起回父母家。我们动身离开时父亲在打麻将，不送我们，母亲和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新鲜蔬菜往车站走去。当时我们没有车，从小区走到车站，非常漫长，然后坐车到地铁站，再坐地铁回家，分三步走。我们手上的东西太多了，父母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这对成家之初的夫妻。老婆看着小区门口的三机说，我们坐马自达（三轮摩托）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一句，然后和一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瞬。他就是杜大伟，戴着眼镜，白皙的脸上镶嵌着一圈络腮胡子。我收回目光，快步往前走去，边走边说，快走几步就到车站了。
那段路其实很远，但我还是鼓足力气往前走去，全然不顾手里拎着山芋、南瓜、玉米面是那么沉重。杜大伟斜靠在三机上的样子刺激了我，他身体倾斜，目光空洞，等着生意。那是我见过的最为空洞无物的目光。我自己大包小包的样子也刺激了我，我们都很累，还是不要相认相见的好。
在回城的车上，我对老婆说：“刚才那个开三机的，是我初中同学。”
老婆惊讶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坐他的车到车站呢，走了那么长时间。”
我说：“没办法坐他的车，给钱他不会要，他一直很骄傲。”
“那他怎么开三机？”老婆问，言下之意就是他现在怎么这么惨。是的，刚才看他放松地靠在车上，我看得出他的时间都耗在等客人用车上，一趟往往只能赚三五块钱。
我告诉老婆，他虽然骄傲，但考试成绩不好。不好到老师见了就很厌恶的程度。那时大家上学的目的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学校和老师考试升学率如何，是农转非。如果升学率高，思想、理论、经验、奉献之类都会随之而来，广为宣传。不高，学生就是老师和学校的罪人。
“但是他凭什么骄傲呢？”
“他数学好，没有辅导就拿过省奥数的二等奖，老师做不出来的大题目他都能做出来。”
老婆不解地问：“那其他的学科很差？”
“是很差，严重偏科吧。到了初三，他数学也一点儿不好了，其他人考试比他好的太多了。”我接着说，“他总是因为成绩太差被打被骂，有时候被打得哭半天。”教育就是一个权力的祭坛，我们都是供品。有的供品光鲜、坚硬，不能入口；有的供品早早烂了，被处理掉了。杜大伟就是被学校处理掉了，后来上了一个最差的中技学校。
老婆问我：“你们当时玩得怎么样？”
“玩得很好，后来他不跟我们玩了，初三时几乎要退学了，回家不肯上学，但中考时还是来了。那个时候他每一门都很差，是最差的那一种。”
“那你们毕业之后没有联系？”老婆又问我。
“写过几封信。我喜欢写信，但是他不喜欢，渐渐不联系了。我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老家，现在拆迁了，你也看到了，他开三机。”
看来我是找不着杜大伟了。母亲还在说着杜大伟的事，一些细节，然后她重复着：“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我看了看有点儿得意和快意的她，没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儿子现在落脚城市，有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就是很圆满了。她不知道，我现在总是感觉，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没有前途，没有名誉，没有舒心自然。太多的时刻我多么希望回到老家，从事和二十多年前类似的事，吃类似的食物。或者直接回到二十多年以前吧，躲在那里，哪儿也不去。当然我回不去了，中考、高考两次考试让我获益了，走远了。不然，我就是杜大伟。
成为了杜大伟的我，不能确保可以勤劳致富，很大的可能，也是会贷款做生意，弄得很失败，借钱去赌博，搞得很失控。然后，逃到仅仅看地图就觉得遥远的地方去，死也死在很远的地方。那时，杜大伟的母亲等人会反复说：“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带着女儿，回城。我问女儿：“爷爷奶奶有没有带你去爬山？”她说没有。“那他们有没有带你去钓鱼呀？”她还是说没有。她很聪明地问我：“爸爸爸爸，你小时候是不是常常玩这些东西？”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感慨说：“我真想到爸爸你小时候去玩哪！”
我说：“我也想带你去呀（这话多么科幻，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回到了自己十岁那年），但是我们去不了了！”
“为什么？”五岁不到的女儿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气概，对不可能的事总是心存不服。
我说：“时间是一路往前的。不要说带你到我小时候去，就是带你回到昨天，也不可能了。”
女儿沉默了，汽车飞驰，发出轰鸣声。车窗外风声大作。女儿突然说了一句：“那我们只好把明天当成昨天了。”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