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拒绝见客，他每天晚上八点半就上床睡觉，早晨五点起床。这样在大多数爱丁堡人吃早餐前他可以工作五个小时。他生活俭朴，任何事都亲力亲为。白天把沙发当办公椅，晚上把沙发当床。这样他就睡在论文中和特殊文件中，不必担心会打扰到家人，可以随时穿上衣服开始工作。
“他经常收到欧洲解剖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同人们的来信。人们都用景仰的目光崇拜他。如果因为不是非常熟识，人们不敢过于亲近他，向表达温情的友谊。他不太愿意写信，比塔利兰还不愿意写信，总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推迟回信。给他的信内容很奇怪，来自于各行各业、各种层次的人，像炮弹工匠、乡
村医生、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博物学家以及苏格兰的贵族。
“有人说他的公开课极有宗教理论意义。我并不是想改变我以前对他的看法。他在临去世前表达了单纯的心灵和对上帝的忠诚，他的所有宗教理念都源于单纯的心灵和对上帝的忠诚。他勤奋地研究上帝的意旨，完美地诠释了上帝的意愿，是个真诚卑微的基督徒。
“当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上课，无法体会上课的快乐了，就总说起学生们，谈到他以前那么尽心尽力地提高学生们的学业。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阐释他的学问，将他的哲学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可以预见他的成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教授过的学生能发扬光大、继续发展他的事业。坐在古德塞家的沙发上就像享受艺术熏陶，像呼吸清新的空气。他去世了，但他会享有永恒的荣誉光环。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潜心哲学、宗教和思想研究，他的床头柜上放着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著作、五卷关于圣经的著作、一部结晶学著作和一碟标本，他本想发表以三角形为基础的有机物学理论，但终于没有完成。那个瓶子里的标本是他晚年理想生活的最重要贡献。
“约翰·古德塞和爱德华·福布斯年轻时就是一起念书的同学，两个人共同亲密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共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欧洲地区获得了声誉，并且同一个屋檐下尽享生命的最后时光。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生前友情深厚，死后约翰·古德塞埋葬在爱丁堡大公墓爱德华·福布斯的旁边，墓前竖立着花岗岩的方尖碑。约翰·古德塞的螺旋形墓志铭刻在了方尖碑一侧。螺旋代表了古德塞著作中所讲的生命力量，表彰了教授在有机物生长方面的成就。
“有位作家在《帕尔默公报》上说，自约翰·亨特以来没有谁在解剖学方面能出约翰·古德塞其右，没有谁比他更专注于研究现象，没有谁比他能更深刻地理解、总结，没有谁比他更清晰、更有效地从事解剖学、人类学和比较学的研究。唯一的遗憾是他没留下什么发现和总结的记录。他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几乎没有时间将他无数的科学研究发现成果加工整理永恒地保存下来。但仅存的一些著作也足以证明他聪明智慧、推理正确、总结有力，在哲学方面理解力深厚。无论任何学科，即便和他最喜欢的解剖学风马牛不相及，他都十分了解。1854年，他接替死去的朋友爱德华·福布斯教博物史。博物史和他的专业稍有联系，他在博物史方面也是个大师。
“他的去世对于科学知识和学术教育来说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希望他慷慨大度的感染力和人性光辉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失。他的弟子中也有像他那样的人，那样具有男性热情、那样高贵坦诚、那样具有骑士般高贵的自我奉献精神。”
他的一生主要研究和讲授解剖学知识。在英国似乎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入研究，将解剖数据列表合成。古德塞的历史地位不能用他发表的论著衡量，而只能用他的广泛创新和研究来衡量。他教授了万千桃李，为世界医学界带来恒久的影响。他用自己的方法教课，鼓舞、教育了很多人。他不但找到了解剖数据和事实，而且用各种方法诠释了这些事实。像展示水晶石的不同侧面一样，发现了全新的偏振现象。
古德塞干起工作来玩命，甚至不知道放松一下换换心境。每天如此，执着倔强地工作。他干起工作来就像自己的身体是部机器一样。他的脑子不停地运转，就像有煤不断送进英国炉一样。他的生命一点一滴在繁重的工作中消耗掉，他的每根神经都像紧绷着的琴弦，好像随时要上台表演。很多朋友要么亲口建议，要么写信建议让他工作悠着点儿，但古德塞拒绝一切娱乐，只知辛勤工作；根本不管明天该怎么消遣，脑子里永远想的是他的研究。他对工作有无尽的热情，不允许耽误、拖延实现工作目标。多年不停地工作很自然导致了健康的破坏、身体功能失常和病变。所有解剖学者都想逃离解剖室到安静的乡村去，聆听大自然的喃喃私语；所有解剖学者都想彻底地放个假，但古德塞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放松。他出国度假，不是在拉贡·马吉奥河或布鲁昂河岸边欣赏风景，而是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博物馆里学习研究。从欧洲大陆旅行归来，朋友问他假期过得怎么样，他头脑简单地说了实话：“啊，很好！我一天六个小时待在博物馆里，和穆勒、海特尔和高利克在一起。”异域优美的景致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致，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研究有机体，没有什么比自然科学发现更吸引人的了。
下面讲的人不是科学界的泰斗，但在他那个时代，他还是很出名的，他一生收获颇丰，他就是亨斯洛教授。
他能力卓著、热情肯干，哪怕是普通工作，他也能创造出非同凡响的成绩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孜孜追求理想，因而成功地获得了大家的关注。在无知、低俗的芸芸众生中，作为一名牧师，他给大家带来了知识和光明。在剑桥学习的时候，他以卓越非凡的口才见长，以致力于自然科学而闻名。获得学位一年后，他被任命为矿物学教授。他的演讲风格流畅、生动，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作为博物学家，他先后到过怀特岛、曼岛、安格尔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并彻底勘察了剑桥郡。他的传记作家热情地说他很幸运发现了一种特殊淡水双壳贝类，以前人们不知道总是将这种特殊淡水双壳贝类和普通的淡水双壳贝类相混淆。后来这种贝类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使他流芳千古。三年后，他被任命为植物学教授。他立刻显示了他的实践精神，重建了废弃的植物园，并充分利用，在一所废弃的博物馆里收藏既完美又有价值的展品。他的教室里很快坐满了感激的学生。夏天他和学生们一起坐着大马车去芬思的偏远乡村。他们带的大箱子和各种设备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兴趣。三十岁时他结了婚并被任命为牧师。他一周一次敞开大门在家中迎接学生和其他人。这个方法非常好，他家就像大学生喜欢的俱乐部一样。他著名的学生达尔文先生盛赞他的品格：“没有什么比他给予学生的鼓励更简单、更温暖、更真诚的了。我很快和他熟悉了。尽管我们十分敬畏他渊博的知识，但他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能让人感到跟他在一起很随意。在见到他之前，有个学生只用一句话简单地总结了他的成就：他无所不知。他比我们年龄大得多，在各个方面都比我们强，每当我回想起和他在一起时总感到十分轻松惬意。我想这是由于他个性真诚、透明、热情，从不以自我为中心。”
也许是由于他政治方面的贡献，他被国王提拔到舒福柯的希区安。那里生活环境更好一些，一年挣一千镑。教区太大，工作任务更重，他聪明地决定放弃大学教师工作，全心全意干牧师工作。他的新工作使他的毅力、勇气和旺盛的精力得以充分施展。这个教区原来风气很差。村民们生活穷困，道德水平低下。没人去教堂，教会费非常高。人们游手好闲、思想堕落，犯罪频频发生。人们内心深处还是渴望最普通的道德教育和最基本的宗教知识。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最急迫的就是整治风尚。没人帮他，教民们无知、不讲理、迟钝，反对他搞道德建设。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唤醒教民们沉睡的对知识的渴望。他决定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慰藉他们。他组织了板球队，给大家放烟火。他亲自撰写并出版一系列《致舒福柯农民的信》。在信中他的科学知识派上了用场。他积极支持承包制，建立铁锹承租制，并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他全然不顾他的主要教民——农民们——的坚决反对，将植物学引入乡村教室。后来孩子们也会写双子叶植物、阔叶植物和花托这样非常难写的词了。该区的教育检察官向上级部门报告说希区安教学状况很好，后来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将植物学作为学校正式教学科目。亨斯洛教授还用另外一个办法——娱乐基金——激发了教民沉睡的智慧。他用娱乐基金的钱带领村民参观了很多好地方，包括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在他的详细筹划和积极关怀下农民们还参观了剑桥。后来诺里奇（注：英格兰东部伦敦东北的自治区）主教位置空缺，上级考虑是否应让他担此重任，还是派他做稍低级一些的工作。他的朋友给他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躲进屋里，跪在地上做了一次特殊祷告，祈祷永远不要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么高的职位。即便让他干，他也不想干。后来他还是在希区安当牧师而不是去诺里奇当主教。他十分感谢上帝的安排，认为这是他祈祷的结果。
亨斯洛先生讲课非常出名，已故的女王丈夫曾邀请他到白金汉宫给年轻的皇子们讲课。据说“他在乡村讲课时语言简练、全情投入，在皇宫他以同样的魅力征服了年轻的皇子们，他们都听得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他的教诲”。他参加了1860年在牛津举办的英国协会会议，是博物学分会主席。与会会员激烈争论达尔文的理论，他起到了很好的缓和作用。“我非常尊重朋友们的见解，”有一次他写道，“但我也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无法使我相信达尔文的理论。”他反对一切否定上帝的科学理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突然对凯尔特人漂流非常感兴趣。1860年秋，他到法国去看亚眠（注：法国北部城市，位于巴黎以北索姆河沿岸。建于罗马以前的时代，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纺织中心）和阿布维利著名的砾石坑，就阿布维利文化写了好多封信，反对别的科学家确定的遗迹年代。然而，他的观点也并不确定。在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想在牛津哲学协会发表他的结论。据说，他相信阿布维利文化并不像地理学家说的那么久远，但确实比已知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早。
他去世得也很神奇，大夫在耶稣受难节（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告诉他他活不了多久了，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命运就漠不关心起来，完全超越了对生的欲望、对死的恐惧。在死亡最终将他解脱之前，他还是面临了很多痛苦，但他决不退缩。死亡越来越近，他的痛苦也越来越深，他冷冷地看着生命即将终结时一次又一次的征兆。他和医务人员交谈，和他们一起从哲学角度讨论生死问题，因为自己正面临着这个问题。病重时，他是个模范病人，耐心地顺从上帝的安排。他虔诚祈祷，从不因身体状况糊弄了事。他完全、充分地相信上帝，感谢上帝对他的无比仁慈，完全不再畏惧死亡。他说：“真荣幸活着的时候能当基督徒，真荣幸能作为基督徒而死。我很吃惊，我本该畏惧死亡的，可我并不畏惧。我早将灵魂放在了造物主——上帝手中。”
著名的解剖学家威廉·亨特堪比这种精神。他在弥留之际对朋友库姆博士说：“要是还有力气握笔的话，我就写下来死是多么轻松愉快的事。”
没有谁比布鲁内尔（注：1769—1849，法裔英国工程师，发明了隧道掘进铠框，1825年至1843年在建泰晤士隧道时，成功地运用了此项发明）的一生更有意义、更有收获了。他的事业屡遭不幸，蒸汽铁路就是一大惨败。他的宽幅铁路标准尺在标准尺竞标中失败；他的大英轮船遇难，公司也因此破产；开辟大东轮船航线也遭遇重重困难。这些失败是伟大的失败，预示着成功的来临。大东轮船航线将大英轮船航线和美洲相连，将法国和美洲相连。大英轮船至今仍是澳大利亚一线最快的船。布鲁内尔还阐释了返祖现象，这个理论借鉴加尔东先生（注：1822—1911，英国科学家，他1869年出版的书《遗传本质》奠定了优生学的基础）优生学理论。
布鲁内尔指挥的著名工程就是泰晤士河隧道，他发明了著名的隧道掘进铠框，穿越了河床。在这项工程中，儿子伊萨姆巴德起到了显著作用。父亲夸儿子机警、热忱工作，贡献很大。最后十天，伊萨姆巴德将工程推进了七节。十天之内他一共只睡了三小时四十分钟，他那时还只有二十一岁，他能力出众、头脑灵活让父亲很高兴。然而，因为河水入侵，他们不得不停工七天，耽误了工程进度。布鲁内尔爵士活到了八十一岁，欣慰地看到儿子的巨大成功。无独有偶，斯蒂芬森〔注：1781—1848，英国铁路的先驱，1814年制造了第一辆实用蒸汽机车，1825年修建了第一条客运铁路。他的儿子罗伯特（1803—1959年）建造铁路、火车并架设桥梁〕也亲眼见证了他的儿子——工程师罗伯特·斯蒂芬森——的非凡能力和成功。
想要了解布鲁内尔的卓越天才就要到大陆沿海看看。没有铁路比连接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注：英格兰西南端的一个地区，位于一座由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环绕的半岛上）的铁路线更雄伟壮观的了。看看那些火车是如何飞驰过海岸线，经过一系列隧道穿越海峡的吧。火车穿过海洋经过埃及桥能到达稻里斯小镇。有个故事说在稻里斯附近住着位特别讨厌和人交往的绅士，他在海边上住着就为了不和别人来往，但布鲁内尔和他冷冰冰的火车搅扰了他的清静，让他彻底绝望地死去。我相信是布鲁内尔出主意装饰铁路线的。他很乐意装点自己的家乡，让它特别漂亮。连火车厢的颜色他都考虑到了，铁路线和火车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离泰恩茅斯几英里远，在泰恩茅斯和托克雷之间，是可爱的瓦特库姆，附近人常到那里去玩儿。布鲁内尔在那儿买了块地，盖了所大楼，住了进去。铁路线穿过达特穆尔高原（注：英国西南一高原地区，因其裸露的花岗石突岩而闻名，还保留许多青铜器时代村落的遗迹），路过此地的人无不惊叹艾维布里奇美丽的高架铁路桥。美丽的石桥清幽地横跨天际，俄恩河穿过郁郁葱葱的峡谷，流过高沼地，经过高架铁路桥的拱门，汇入海中。一离开普利茅斯就能看到在萨尔塔斯的阿尔伯特亲王桥（注：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德裔丈夫。他对女王影响很大，并且是艺术、科学和工业的鼓励者）。在建桥以前，布鲁内尔考察过这个地方，认为塔玛尔河的河口太宽阔了，不适合建桥。但困境激发了他勇于发明创造的天性，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杰作。桥的主体部分是桥墩，公众往往忽略它，不过专家们倒是对它很感兴趣。他们找到块石头可以放置桥墩并垫上气压装置。因为必须切开牡蛎壳堆积的岩石，堵住河底岩石上的泉眼，工程耽搁了。这座大桥的中心桥墩是布鲁内尔事业的顶峰，但不是让他十分满意，没有达到他理想的顶峰。阿尔伯特亲王亲自为桥揭了彩，布鲁内尔本人因为身体健康问题没有出席揭幕仪式。后来医生允许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他的工程。从阿尔伯特亲王桥沿康沃尔线往西走，可以看到布鲁内尔最喜欢的一系列木质高架旱桥和水桥。铁路跨过一座又一座山谷越来越高，桥墩好像一点儿也不结实，但实际上结实无比，而且花的钱也不多。康沃尔以其景色优美著名，有铁路经过半岛，也成为当地一景，人人都很愿意到那儿游玩。
布鲁内尔的成功主要是源于他对成功的热切。他第一次努力尝试竞选设计克利夫顿的斜拉桥时，最著名的工程师特尔福德任评判长，否定了布鲁内尔和其他设计师的设计。他认为布鲁内尔设计的桥身跨度太大、不安全。特尔福德也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但因为桥墩太多，建筑资金不够用。最后还是布鲁内尔当了总设计师。有一次他坐着铁索吊篮过河差点儿丢了命。吊篮卡在了半道上，他不得不爬出吊篮，爬到铁索上等待救援。开工没用几年，建筑基金就用光了，工程被迫半道停工，在他去世后大桥才完成，一方面纪念他的丰功伟绩，一方面抹去了国家没有建设能力的污点。当时并不算成功的桥却成为伟大设计师的杰作。竞标设计克利夫顿的斜拉桥是他事业的起步。他儿子说：“他后来的成功都来源于他最初的成功竞标设计克利夫顿的斜拉桥。他努力奋斗，最终获得了成功。”他竞标成功成了大西铁路线的总设计师，一天常常工作二十个小时。他的助手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处于最佳时期。为了克服重重困难，他的能力不断迸发。他给委员会提供的翔实设计展示的天分和知识使他成为设计大军的顶尖人物。”他事业的光辉时刻就是将海洋蒸汽轮船航线同大陆运输线相连，无限拓展了运输范围。有人评价说，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注：英国西部的港口）连接起来了。布鲁内尔说：“为什么不在布里斯托尔和纽约之间增设航线，就叫大西运输线呢？人们当时把他的话当成了大笑话。不过当晚布鲁内尔就和一名董事谈了这件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大西运输线、大英运输线和大东运输线。他大胆创新，想打造一艘足够大的铁船并配上足够大的螺旋桨，第一个将螺旋桨引入海上商运，并逐渐将船队都配备上了螺旋桨。
布鲁内尔个性鲜明有趣。他想知道把钱吃进肚里人会怎样，就吞了半镑硬币，命差点儿丢了，让人觉得他这人挺痴憨、挺有意思的。他个性温和、判断准确，拥有很多真心真意的朋友。他工作起来不要命，能一连二十小时不睡觉。正像我们提到过的其他人一样，长期艰苦的工作破坏了他的健康。平心而论，要不是他工作起来不要命，他应该能多活几年的。构建大东运输线更是极大地破坏了他的健康。有一天他打算坐船去维摩斯，但突然瘫痪了。
回顾这些在艺术、文学和科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的一生，他们不是由于生命中出现转折点才名扬四海的，是孜孜以求地工作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一位古老的希腊悲剧作家说人到死那天才感到幸福。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临死那天和生命中的其他岁月没有什么重大区别。一辈子都过得很凄惨，临死最后一天过得很幸福；或一辈子都过得很幸福，临死最后一天过得很凄惨，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类生存的复杂状态。况且，一天不足以改变人生的整体状态。临死最后一天也许过得很快乐，也许一点儿也不快乐，甚至很凄惨。安逸、舒适的一生结局一般不会很凄惨。让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们按照培根说的那样勤勉地过一生吧，“仔细观察、有据可查地做结论，做出有利于民的发明和发现，你迟早能实现你的人生目标。”要想成功，我们必须深思熟虑、积极实践、努力坚持这些伟人教会我们的每一课。任何成功时刻无论多么光辉灿烂，终会消失掉，生活又恢复平静。偶尔的波澜不能改变生命之河的流向。诗人曾说：
工作赋予我名望，
名望又赐予我工作。
毕竟，工作是伟大的，远远超越了名望。伟人告诉我们，人生的最大快乐在于运用能力，让生命燃烧，为最高目标而奋斗。艺术家从工作中获得的快乐不是赞誉和奖赏，而是付出最大努力后所获得的最大快感。我付出努力并不是为了将来戴上荣誉的桂冠。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真实的幸福来自于工作，最高的工资奖励在于“留得身前身后名”。
用席勒的话作为本章的结尾最合适不过了。他说：“在科学实验方面，信仰和知识同样重要。在现实生活中，要怀有信仰开始事业。想想当年哥伦布，手拿指南针，坚信指南针引领的方向，坐着他那弱小的船穿过未知海洋的惊涛骇浪，怀着坚定的信念找到了新大陆，开创了科学和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所有的好奇心、所有对知识的渴望和探求、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猜想、所有的假设也并不足以给他完全充分的信仰，是别人提供的事实，毫无疑问亲身经历的事情才使他大胆坚信新大陆的存在。一切重大发现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实现的。人做出重大、决定性的行为，个人或国家发生重大事件也莫不是出于同样坚定的信仰。”正是信仰促成并决定了人生重大转折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