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史沫特莱，左尔格认识了早他两年来上海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也由史沫特莱穿针引线，他与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王学文以及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陈翰笙共事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左尔格对远东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在中国卓有成效的谍报工作，同中国同志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这一层关系也为左尔格日后在东京开展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左尔格小组里有个德国年轻女子，叫鲁特维尔纳。她就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汉堡嘉夫人”。二战结束后，维尔纳返回德国，成了著名的多产女作家。晚年她推出《索尼亚的报告》（索尼亚是左尔格为她起的化名）一书，首次披露了左尔格在上海和中国同志从事谍报工作的事迹，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左尔格事件国际讨会
左尔格的出生地巴库(今阿塞拜疆首都)或在他工作过的上海举办第四届国际研讨会。而在不久前，莫斯科公开了1945年8月苏联红军开讲我国东北地区时从关东军手中缴获的一批绝密档案。其中就有与左尔格事件相关的特高警察的“功劳赏禀议书”。日本学者渡部富哉认为.这份鲜为人知的“禀议书”对最终解开至今流传的“伊藤肇始说”疑团(参阅本书《事件的余波》一章)，以及对人们进一步认清特高的本质及其手段的阴险和毒辣，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
个人评价
左尔格和他领导的拉姆扎小组，准确地把纳粹德国要闪击苏联的情报报告莫斯科，却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又是他在德国直逼莫斯科城下的时候，告诉斯大林日本已坚定南下政策，无意西伯利亚，斯大林才敢从东线调兵，解围城之急。拉姆扎小组的电波曾经像幽灵一样在东京上空游荡，让日本的特务机构束手无策。
人们甚至传说，天皇的御前会议开完10分钟以后，会议内容就已经放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历史学家说，是左尔格挽救了苏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左尔格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当间谍，首先到上海，在上海用一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网络，由于他是德国人，所以跟蒋介石当时的军事顾问团、德国顾问团有密切关系。1932年夏，左尔格从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团处获悉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其进攻方向、兵力、部队集结的日期和地点以及妄图用来消灭工农红军的所谓“掩体战略”等。他即刻把这一情报交给了陈翰笙。后者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鄂豫皖苏区的工农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上述情报后，立即进行有序地转移，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红军在与国民党周旋两个多月并取得重大胜利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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