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部队报道前，张啸天和杜伊拐道回了一趟老家。
张卫国两口子听说儿子要回来，乐得合不拢嘴，早早地就做起了准备。妈妈将他以前的房间收拾干净，新添了几盘阔叶植物，还提前给他买了几套衣服。
张卫国嘴上不说，心里却也是抑制不住地高兴。张家四代军人，家族史上的几件大事悲事喜事，几乎都同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终于出了一名军官，可谓喜事，也可告慰祖宗亡灵了。
这几年来，他自己的事业发展得也算顺利。尤其是最近两年，生意上的事他已经很少过问了，这个家几乎都是妻子在支撑着。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祈蒙老区那些孩子身上。他先后资助了约六百名学生，建起了三所希望小学，并担任着这三所学校的名誉校长。有热心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估计这些年他投入其中的资金累计在一千万元左右，初次听说这个数字，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自己何时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拥有千万资财。他几乎每月都要上一次祈蒙，有些地方，还没有通公路，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地去开展工作。那里的孩子都亲切地叫他张伯伯，孩子们的亲人们更是把他敬若神明般对待。后来，他的事迹被媒体宣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党和国家给了他很多很高的荣誉，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随着名气的增大，压力也随之而来。尽管他的初衷并非为了出名，他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每当看到仍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或是已经上了学的孩子家庭不得不为了一个书包数月不敢吃荤，甚至几个鸡蛋也要留下来为孩子买课本时，他就会非常心痛。常常在那闭塞的山区里暗自流泪，像是自己的亲人正在遭遇不幸。还有那些主动找上门来要钱要物的人，尽管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得不到实现而出言不逊，甚至恶言辱骂，攻击，但他不怪他们，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人要脸，树要皮，若不是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那怕是还有一点点的办法，谁会不顾及个人尊严地来求人呢。
他所从事的被他称之为事业的那个事业，就像是个用钱的无底洞，永远没有满的时候。他深感一个人力量的薄弱，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他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创建一个扶贫助学基金会。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准备后，前几天，首批资金终于到位，他也同时拿到了国家民政部门颁发的批准书。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这件事情中，他为自己的努力得到回报感到高兴。他最近还在忙着做一份《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现状》的报告，等到合适的时候，他要将这份报告直接呈送给中央领导，让这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让我们的政府，让我们全体国民都来关注这些可怜的孩子。
儿子到家的那天，他兴奋得一大早就到火车站去接。回来后，又急着给人打电话，老同学，老战友，生意上的伙伴，只要是认识的，几乎都打了。往往对方电话刚接通，他就抑制不住兴奋地说：“我儿子回来啦，我还能有几个儿子，对，就是他，我儿子现在是军官啦！”
别人就祝贺，说些恭喜的话。他也不客气，照单全收了。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父子俩喝了些酒，话也多了起来。
张啸天突然想起一个沉在心里很久的问题：“爸，我听团长说你当兵时非常优秀，还立过一等功，以你的资历，那种年代弄个军官当当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后来怎么会离开部队呢？”
张卫国将送到嘴边的酒杯放了下来，醉眼腥红地望着空中的某一个点，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南疆前线。
“爸。”过了很久，儿子的提醒才将他从那久远的回忆中拉回来。“哎！”他叹了口气，有些事情，是该让儿子知道的时候了。
“你爷爷还记得吧？”
张啸天默默地点头：“小时候，我总问起你爷爷的事，你告诉我说爷爷死了。”
“没错，你爷爷死了，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还有你奶奶，也是在那时候死的。那一年，我十二岁，一夜之间就成了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