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现在几乎永远在路上，在大西北穿梭往来，为重庆国民政府和延安的撰写长篇报道。他轻装上路，随身携带饰有靛青色图案的棉被和灰色军毯。棉被和军毯都已经打满了补丁，但是他不愿意替换任何一样，他将它们视若珍宝，就像一个孩子溺爱自己最喜欢的泰迪熊一样。长途旅行是经常在超载卡车上度过的，他把棉被包在一张油布里，用来防水。他的衣橱里衣物稀少，只有两条短裤，两件衬衣，一件浅蓝色的工作服，一件羊绒衫，内衣以及一套冬天穿的棉服。
他骑马、骑骡子、坐驴车，或是任何可以当作汽车的交通工具：“这些所谓的汽车只是无篷卡车，大家都带着自己的行李蜂拥进来：被褥、箱子、婴孩、小鸡、鸡蛋、芜箐、干柿子和橘子，然后就坐在上面……汽车的燃料是炭，因为汽油非常昂贵。”他将自己的汽车冒险旅行写成长篇散文，投递给《曼彻斯特卫报》，后来被《新政治家》登载，题目是“从汽车看中国”。
公共汽车站的大木门外面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就像一群寒冷的羊群一样默不作声地站着，仿佛等待黎明的过程中有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情愫。人们聚集起来拿着黄色的碗去货摊买花生糊时，货摊上的纸灯笼微弱的光映照着他们的脸。婴儿们带着疲倦的声音开始哭，妈妈们就将他们喂饱。士兵们不受任何行李的牵绊，挺立在一旁。乡村的人们焦虑不安地数着他们的行李。
突然铁链发出叮当的响声，沉重的门闩落下，大门开了一个小缝。我们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往门里冲。“2177车在哪？”“2466车在哪？”我们来回奔跑，寻找位置。这个过程中损失片刻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这一天的剩下时间要跟一群四处奔跑的人们挤在一起。而如果能成为最先挤上车的人（始终假设你没有碰到另一人从与你相反的方向挤），并被夹在一群混乱之中：有婴儿和老绅士，还有土产品、行军床、备用帽、橘子、咸菜等等，（如果你足够幸运）还有漂亮的眼睛大如南瓜籽的女孩，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
豪华舒适、配备沙发软垫、靠背高高的飞机在整个中国大陆繁荣发展，可能涵盖了一些独占性，但是战争时代的中国公共汽车对其乘客们一视同仁。当所有人都坐定了，在外面扶着的人让其他人在转弯的时候紧紧抓住他们。每个中国人都试图多结识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形成对对方的第一印象，这样交谈就开始了：你的家乡在哪里？哪个省的饭菜最好吃？哪个省的方言最难懂？这些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车是丑小鸭中的美天鹅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车烧的是汽油，而其他车的顶端则是难看的烟囱管和木炭炉。他们每斤木炭（大约7美元）可走1000米，我们十加仑汽油可走10万米，而在那个年代汽油价格不菲。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为我们的优越所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我们在可以动身之前，必须将每只丑小鸭沿着公路向前推，直到它们发动起来。天鹅在这个年代必须做出牺牲……
（车开动以后）天空飘着雪花，狂风呼啸而过，乘客们的衣角和毯子被卷起，又飞速地被他们塞回去。
不安分地坐在卡车边上的是一些从陕西前线回家的士兵们。他们已有两年未归了，相互之间兴奋地指点着古老的路标。面露钦佩之情的百姓们询问他们在前线的战绩，士兵们用英勇无畏的口气讲述着他们击退日本鬼子或是敌军作茧自缚的神奇故事。
小商贩及其货品遍布整个车厢，乡村人赶着到下一个城镇炫耀他们新生的婴儿；前面边上有一位歌剧家，之前肯定做过女主角。她紧紧地抱着自己钟爱的乐谱夹，就像一个农村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躺在毯子下面，哼着卡门的片断。她这次是从兰州到重庆（她这么对旁边的妇女说）去订婚。如果她没把脸藏在毯子下面该有多好啊！
路上都是车的舰队：手推车，四轮车，私人车，政府车，将面粉和棉花运往南方，再从四川带回茶叶、大米、烟草和钞票。临近傍晚，我们沿着崎岖的修筑得很好的山路进入汉水流域，途经一支手推车舰队，连接其间的短绳飘扬着。之后夜色渐深，一长串骆驼带着木材、石油和茶叶回到兰州，这些货物将会通过甘肃，横跨沙漠，翻越贫瘠的山口，沿着新疆位于海平面之下的翠绿的山谷而上，进入苏联。
就在我们进入汉中之前，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很可能已经又聋又瞎。他背着一大捆的木柴，在路中间蹒跚而行。我们开着低档跟在他的后面大声呼喊了一会，却无济于事。副驾驶员跳下车，暴跳如雷地推搡了那老头一把，不知是因为惊异，还是力道太大，老人掉入壕沟之内。骆驼和背木柴的人的旧中国一定会让步给新的中国；但是我们希望新一代可以找到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汉中在新的电灯照明系统下骄傲地闪烁，街道上有很多好吃的食品。坐在四川桔子、干柿子、牛肉三明治，小摊旁边的年长女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时尚感到非常惬意，脚下的小木炭炉沿着她们的裙子送上一股热气流，膝盖上的可以用来暖手。看个电影（那种五分钟后就让你头疼的），然后上床睡觉。马路的规则是早睡早起，如果你想要一个比今天好的位置。
第二天清晨，在破晓之前很早的时间居民们就已经起来了，要“洗脸水”“漱口水”“淘米”。天还是黑的，人们就再次挤进了卡车里。
然后汽车继续前行在新旧交替的中国。鸡毛到处飞；小猪像黑色的子弹一样满车跑，或是在我们身后相互追逐，原因很简单，它们忘了停止奔跑；大捆红辣椒在太阳光下闪耀，神圣的树上系着的破布将我们拍打醒。狗和鸟都追赶着我们。母牛甩着尾巴，飞快地走掉，小男孩们跑过来迎接我们，小女孩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胆量。老年男人们像以往一样怀疑地摇头，老年女人们用肘轻推着对方，用手遮盖着脸，不怀好意地咯咯直笑，笑那些相互堆积的很不舒适的乘客们，他们看起来就像市场上待售的一群绵羊。
有一次，为了躲避日军的前进，并挽救机器的一个重要部件，霍格撇开了自己的原则，雇用了一个黄包车夫。一个强壮的英国男人加上一个巨大的机器部件对这个车夫来说太重了：“他脸上布满了斑点，身上满是杂草，膝盖严重向外弯曲，是我见过的最为瘦弱的车夫。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位传教士说他吸食鸦片成瘾。”
3天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奇怪的两人组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宝贵货物，抢在敌军前方，并避开敌机的视野。即使这趟旅程如此危险，霍格在书中却把它写成了一段少有的喜剧插曲。敌军紧逼其后，在他们的侧面隐约可见，霍格决定与其面如兔子的人力车夫轮流拉车，他称车夫“小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