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很多城市，距离中国东海岸线450英里的汉口就是其中之一。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经扬子江，并最终在上海注入大海。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汉口。这里与武昌、汉阳一并成为当时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群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省会，武汉。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在这个历时两天，总行程超过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从极为不舒服的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休息。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国商人。这位商人在一家主营新闻用纸业务的德国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他得知乔治正在寻找工作后，马上为他提供了一个英文秘书职位空缺的信息，带一个英国秘书参加会议无疑会使这个商人与众不同。这让乔治很开心并一口答应。于是乔治在汉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还用印有单位“范·里库姆兄弟有限公司”抬头的纸，给家中写信，那时的他已经开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运之神似乎还在眷顾着乔治，在这样一个宾馆全部客满的城市，他的穆里尔阿姨很快就利用关系为乔治找到了一处住所。这个房屋是中华圣公会的地产，由一名美国主教，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人掌管。霍格用“一个可爱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来形容这位名为吴德施的人。这里并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样，提倡节俭的理念；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美国募集了一大笔资金用于修缮建筑。整幢建筑被一条类似护城河般的小河环绕着，外围则是高高的红色砖墙。从围栏望进去，可见遍地盛开的鲜花，一片菜园子，一条植满树木的小路，还有一个网球场。由于这个教会兴办了一所英文授课小学和接纳中国高中毕业生的神学院，所以一些建筑内部还包括了教室和学生宿舍楼。这位还有几周就要退休的主教与蒋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义精神，或者说是政治机会主义精神的倡导下，这位主教会接待一些员，并为一些知名的亲共人士提供住所。时任驻汉口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常去那里喝茶，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会来拜访。周恩来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每次来访，他都要找住在这里的新闻记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来描述这座城市。他是正确的，汉口作为革命的重要据点，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
汉口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扬子江上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当年，英国找借口挑起事端，与中国进行外交对质，并强迫清王朝在北京签订了这一协议。随后，法国也以在中国未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杀害法籍传教士凶手为由加入了这个条约；德国和美国也不甘落后。这样，中国长江沿岸的10个港口先后对外国势力开放。随着一系列让步性条款的签订，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已经具有设立独立警察局和税务部门的权力。这些额外的让步性条款的强制签订，已经让中国的帝王受尽了屈辱；而条约中允许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任意活动的条目，更是让昔日的帝国颜面尽扫。
汉口的江堤就是欧洲列强强加在中国的绝对命令的象征。沿岸的精美建筑不仅仅折射出西方人对于建筑的品味，更多的则代表着这些地方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银行、写字楼、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华住所，全部彰显出具有个性的品味。整个城市，虽然也可以看见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剧院、电影院、咖啡馆、宽阔的林荫路以及繁华的河两岸，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规划风格。郊区的赛马场则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会景象，还有那些夜总会，那些看台、露天广场都会让在场的观赏者感受如同身处萨里郡中心。
乔治·霍格在中华圣公会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有多么舒适，但他的起居都有仆人照料；这里丰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务也不赖。在他从这里写给家中的第一封信内，还谈到了同在这里享受主教热情接待的其他外国人。其中他提到由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信中他还特别提到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军骑着马一口气走完全程的美国女作家”*来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未来几个月中出现在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的支持者自称，也是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当时的她已经是迅速壮大的汉口媒体记者圈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1938年的前10个月，汉口成为了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为外国记者、外交官、门客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对于那些年轻的记者来说，来到这里写写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赚点钱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场胜仗后，使得一批名记者，小报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期盼着下一场战争。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汉口似乎就成为了另一个马德里，在重重包围下等待着最后战役的到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里注定将成为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驻扎在汉口的很多记者都是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历经磨练的老手，他们需要另一场战争，以便他们为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
当乔治·霍格来到远在几百英里外的一线战场时，并没有发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久前中队与日军在台儿庄一战刚刚胜利告捷，使得汉口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又试图控制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车站，以便掌控贯通南北，穿越中国心脏的铁路要塞；大运河岸边的台儿庄镇就是这个要塞之所在。经过两周的奋战，整个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中队似乎准备撤退了。然而，两天后，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军团率领的中队对日军驻地发动突袭。彻夜激战后，日军3万人部队中的一万人死伤或被俘。
时年24岁的罗伯特·卡帕是一名摄影师，在西班牙内战时已经小有名气，后来成为中国战争爆发后的一名随军摄影师，带着相机走南闯北。《生活》杂志的老板兼编辑的亨利·卢斯对战争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曾经将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为一个长达两页多的专题。专题的开篇是一段战争序语，这样写道：“在那些成为历史转折点的著名村镇——滑铁卢、盖茨堡、凡尔登——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台儿庄。”历史对于中队可不像对早期战役的那些胜利者那么仁慈。